是固化的。
在晚清時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以舊貴族為主，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這種反對，儘管會打著“祖宗家法不可變”、“中體西用”之類“意識形態”的旗幟，但其實只是出於利益擔憂及心態失落。總的來說，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濟改革大躍進、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爭鬥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不存在當家包袱和維穩顧慮，採取的是攻勢，敢於高舉改革甚至是憲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續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權利。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去考察清末憲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絕非“理想”。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對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階層方面，卻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財產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階層參與基層政治，以國家專政權力為後盾強行收取集資股本金（“租股”），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階層被他們當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擠的必須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前，四川的民怨沸騰，並非因為政府苛政，而是川漢鐵路公司將全省“公司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羊吃人”的權力資本主義成為主旋律。而這些民怨，又都被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巧妙地轉嫁到了政府頭上、轉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團頭上，異化為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這正與**黨在川省推行的“離間官民”策略相吻合。兩股力量疊加，再加上政府內部已經喪失凝聚力和執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而象川漢鐵路公司這種新型的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