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不吉利的徵兆也確使那次搬家非常彆扭，車子在離老家五六里遠的地方斷了車軸。無奈，母親一手領著我，一手拽著小我兩歲的弟弟步行回家。等到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回到老家早已是掌燈時分，母親把我哄睡後又和四叔回去弄車，等把車子和東西弄回家時就快亮天了，母親把櫃底僅有的一點小米為四叔煮了幾碗粥吃。等到我第二天醒來，知道他們吃了小米粥，不禁號啕大哭。因為那時候我們吃的除了楊樹葉、糠，就是把玉米芯打碎做成的澱粉。那時候的一碗小米粥對一個八歲男孩來說是何等的美味，它意味著我有生以來全部的奢望和滿足。現在想來當然無所知我當時悲傷的表情和母親那滿臉的無奈，只是後來母親經常提起因為一碗小米粥，我跟母親哭鬧了一個多月的事。母親說我那時候非常固執，堅持要那天晚上的粥，承諾以後再怎麼給我做，或是做更好吃的都不行。
上學以後老師們都很喜歡我，一至四年級我都是班幹部，當過文藝宣傳員和學習委員。我的語文比數學好，可能是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天老師讓我們用“定”造句，同學們有說“一定”的，有說“堅定”的，當老師問我的時候，我不知怎麼學來的就說“肯定”，惹得全班同學鬨堂大笑，把我弄得直髮楞。他們以為我說的是“啃腚”，後來還是老師給我解了圍。再大一點的時候，我的作文就被老師經常誇讚，有兩篇一個是寫抗美援越的，一個是寫春天的作文，被老師在課堂上當作範文非常有情感的讀給了同學們聽。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非常快樂，覺得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那麼純潔。
可是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就不行了。隨著打倒地富反壞右運動的開展，做為一個富農子弟，我在課堂上經常被老師指指點點，說我們地富子弟成績再好也沒有希望，說我的父親和哥哥是多麼讓人不齒和厭惡。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這樣的奚落，終於一路哭著跑回了家，對母親說我不念書了。至於當時怎麼對母親訴說和表白，母親又是怎樣勸慰我，至今我已記不得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論我怎樣不情願、怎樣抗爭，最終還是回到了學校，繼續忍受著老師和那些出身好的同學們的不屑和冷眼。還沒念完小學六年，*就開始了，此後又混了兩年農中就永遠的離開了我曾十分熱愛過的學校。
二、打石頭
我是十六歲那年參加生產隊勞動的，並且一開始就和大人們一樣鋤草、鍘草、挑糞、挑水。後來在山上挑松樹枝子，我一般都是一次挑一百二十多斤，記得有一次往坡上我還挑了一百九十多斤，而和我同齡出身好的夥伴一次都是一百斤。雖然每次比他們多挑二十多斤，但是由於我的出身不好，所以在評工分的時候，我卻每天比他們少二分工。那時候看著父親背上寫著富農份子的白布，聽著喇叭裡“只准你們老老實實，不准你們亂說亂動”的口號，我的心裡十分壓抑，總覺得自己比要飯花子還要矮一頭，所以我很少說話。有一次，一個姓辛的姑娘對我說“明天你還是貼上一個頭貼吧，寫上啞巴，別人就不再和你說話了”。那時候看中我的姑娘也有，但都因為我的出身和我性格上的自卑和懦弱，我們最終還是各奔東西。後來在我舅舅的力保下，才和我的一個同樣出身不好的遠房表妹結婚。
到了二十五歲那年，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逃離那個在生產隊差不多象管制一樣的生活，到幾十裡地以外的一處修橋工地去打石頭。擺脫了束縛的我雖然身體瘦弱，但那時的勞動熱情特別高漲，每天上工同伴們都是騎腳踏車，而只有我買不起車子只得每天步行往返幾十裡地，但每天我平整的石頭都比別人多，而且質量也是最好的。頭一個月，我就以一百二十元零兩角的月工資數目打破了工地記錄，遙遙領先於其它幾十位石匠。當時在生產隊勞動每天才掙六七角錢，這一百二十多塊錢多少彌補了我的自卑和挽回了我對生活的信心，同時也正好為我換回了一輛白山牌二八腳踏車，從此我也能騎著車子往返於工地了。
金溝門是那一年動工最早的大橋，所以各路豪傑先後紛至沓來。他們當中有幾十年工齡，技術熟練的的工人。開工後不久，有一個姓蘭的施工員，從一邊看著我加工出來的石塊說角度有問題，於是我把方尺遞給他，讓他仔細檢查，他用尺比對後對我說角度正確，然後他就對我加工的質量給出了極高的評價。他說他還沒見過加工得這麼好的、這麼平整、線條這麼平直的產品，這一質量是全縣最高的。當時在場的同伴有好幾個，我突然覺得很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是的。
後來工地主管們決定對所有工人進行一次考核，以便根據級別制定個人工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