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執行了三年之後，到了洪武九年，朱元璋認為律條仍有擬議未妥之處，於是又命胡惟庸、汪廣等大臣詳加考訂，又再修正了十三條，以後且又多次修改刪定，成為三十卷，四百六十條，終於在洪武三十年正式頒佈，下旨全國一致奉行。
在大明律尚未完整制定之前，洪武元年曾頒行大明令——據明史記載，大明令的頒行，是凡不載於大明律而具於大明令者，計司得撥以為證，請於上而發行之。這一段可見之於明史卷九十三，由此可見大明令是過渡期的一種法令，補大明律的不足之處。
除了律、令之外，明代的刑律尚有誥及榜文兩種。
洪武十八年，朝廷頒行“大誥”，最初只有七十四條，到了翌年五月，朝廷又頒下“大誥續編”共達八十七條。
過了一年之後，在洪武二十年二月中又頒行了“大誥三編”，共有四十三條；翌年，朝廷又頒佈“大誥武臣四編”，共有二百三十六條之多。
這大誥是彙集了朱元璋審訊和判決官員和民眾的犯罪案例，可說是一種判例，也可說是一種獨特的法典。
它的作用，第一是供官吏在實際判案中參考，加強對大明律的補充及不足之處；第二是以大誥之判例，認識人民，讓人民知道戒律之所限，不敢輕易犯觸刑憲律法。
當頒行之際，明太祖不但詔令各地的學官和官民之家傳授推行，並且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只要能記住大誥一編、兩編或全部記住者，都可受賞。
為了大誥的推行順利，甚至還規定一切官民諸類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笤、杖、、流罪名，各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由於大誥可充當量刑輕重的工具，所以當時天下各處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幾達二十萬人之眾，這些都見於“明史”卷九十三中的“刑法”之內。
除了大誥之外，明太祖尚制定了一些榜文，下令各部衙門懸掛遵守，在正德年問，單就南京刑部所懸掛的洪武榜文，有刑部十九榜、都察院十榜、前軍都督府十榜、戶部二榜、兵部五榜、吏部一榜、工部五榜、禮部七榜，共達五十榜之多。
這些榜文是為了強調官吏和人民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