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Y染色體上也存在基因丟失的現象。一個染色體平均約有1500個活躍基因，但在Y上只能檢測到21個。其中的一些基因重複存在，在前後都進行復制，如同一臺“影印機”。在複製某個點的基因時，變得“口吃”起來，而這些被重複複製的基因，在我們生命的“木符”上，只能作為一個基因被刻在上面。有趣的是，Y染色體上的所有的21個基因全部參與了對“男性”的創造，特別是SRY基因，即“Y的性別決定區域”，正是它決定著一個胚胎的未來性別是否為“男性”。其他次要功能的基因決定男性特徵和行為。除了這21個基因，其他大部分基因我們至今無法確定它們的功能，它們被稱為“垃圾基因”。它們代代相傳，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它們有何效用。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只能透過研究人群彼此的區別來研究人類多樣性，遺傳的語言寫在人人都攜帶的多型性之中，正是這些不同的多型性使我們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除非是雙胞胎，世界上不可能出現兩個基因多型性圖譜一樣的人，因此DNA“指紋”鑑定，在指認真正的罪犯方面不會出現任何誤差。隨著Y…染色體，它將引領我們沿著一條獨特的男性譜系之路尋根溯源，從兒子到父親再到祖父，一直向上追蹤祖輩的足跡。可以這樣說，Y…染色體可以從正在生活的任何一個男子的DNA，追溯到人類的第一個男性祖先——“亞當”。但是，Y能把不同區域、毫不相關的男人與男人聯絡在一起？每一個男人所擁有的獨特Y…染色體譜系都能回溯到“亞當”？
答案是肯定的，但原因非常複雜。事實上，我們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彼此無關。想象一下，我們的大多數基因組並非來自父親或母親。因為我們從父母雙方那裡各繼承了一半DNA，其所包含的多型性圖譜可以用來確認血緣關係。如果經法院檢測，我的DNA與一個我從未謀面的男孩的DNA有50％相配，那麼法院一定會判定，我必須擔負撫養這個男孩的責任，因為發生這種巧合的可能微乎其微，到了幾乎不可能存在的程度。因此，多型性確定了我們、我們的父母、一個家族是獨特的人類之樹上的一個枝節，其他的家族、其他的人群同樣如此，每個人群的DNA都在講述著不同的故事。
進一步想象，現在把我們的祖父母、祖父母的祖父母等祖輩加進來，這時，我們就會看到，在每一代中都會失去一些基因訊號。我的DNA與我父親的有50％相配，與我祖父的有25％相配，而只有6％與曾祖父的相配。在一個家庭裡，每誕生新一代的同時便產生新的“前輩”，其中數量變化的速度快得驚人，我們的父親、母親各有父母雙親，父母雙親又彼此各有父母雙親，以此類推。耶魯大學的遺傳學家肯尼斯·凱德做過這樣的計算：每一代有兩個前輩（大約每25年產生一代），這樣回溯500年，每個人有100萬個以上的前輩，如果回到諾曼底人入侵英格蘭的時代，我們會有一萬億個以上的祖先，而這個數字超過了人類歷史上所存在人數的總和。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他的計算錯在什麼地方？
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數學的意義上我們的計算完全是正確的。至少從古希臘時代開始，人們就知道了指數增長的力量，我們都知道“像兔子一樣繁殖”，它反映的正是指數增長的可怕力量。上面的計算中出錯的不是計算器，而是計算時所設定的條件：每個人都完全獨立，這個假設條件是錯誤的。很顯然，人們肯定有大量的共同祖先，否則無法對上面一萬億的數字做出解釋。事實上，每產生新一代時，其先輩的數量應當乘以一個小於2的數，而且對大多數人而言，所乘的數非常接近於1。下面讓我們來對此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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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無所不在的水……（1）
浪漫主義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曾沉迷於鴉片。1797年，他住在一個叫多西特的小村莊裡，常常在山間散步，或者和他的鄰居威廉·華茲華斯長時間地進行辯論。在此期間，他寫下了著名的《成吉思汗》和《古舟子詠》。前者描寫了他在鴉片帶來的幻覺中下意識產生的想象——那魔法召喚而來的“莊嚴愉悅的圓形屋頂”是何等的美妙，詩中充滿了奇特的想象。後一首是他在比較清醒的時候寫的，描寫了一艘船在南海的艱難旅程。他在詩中寫道，一個水手射殺了一隻信天翁，觸犯了大海的戒律，船上所有的人都遭到了懲罰，暴曬在酷熱的陽光下，四周是茫茫的“水，水無處不在，沒有一滴能喝”。射殺信天翁的水手倖免於難，活了下來，但其他船員全部死去。作為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