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羅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還將日本稱為“君子國”，但日本呢？他們已經將朝鮮稱為近藩、唐朝稱為遠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於內憂外患，隨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係再次進入沉寂階段。
華夏曆史發展至宋代，兩國官方交往進入了低潮期，但民間貿易交往和僧侶從來卻有所發展。不過單純為了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和那些始終堅持傳播宗教思想的僧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華夏民族對大和民族不太瞭解的狀況。
而蒙古帝國的興起覆滅了華夏民族歷史中璀璨繁華的兩宋文明，在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的同時，日本亦成為他們的征服目標，但元軍兩次渡海進攻皆以對日方各方面情報的缺乏、僕從軍戰力低下而相繼受挫，與國家間來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間經濟往來卻進入了**期。
航海技術的提高促進了地區商品貿易的速度進而加快了經濟的發展，在長期的中日民間經濟貿易合作，業已形成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早期的跨國合資集團，並且這些集團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成為政治統治者的心頭毒瘤——“倭寇”。
這一狀況，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像張士誠、方國珍這樣的準軍閥勢力割據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開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實現一個農業帝國理想，為了實現心目中的“長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當然他也同華夏曆史之前數個朝代的皇帝領袖一樣，朱元璋以驅逐胡虜、匡扶華夏自居，開始重建以中華為軸心的“華夷”國際秩序，而對於日本這個問題，一昭告天下的詔書中寫道——“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從這詔書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國防守性國策”，在之後明朝和日本之間關係又幾經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終都對於日本這個蠻夷之國抱有忽視之意。
萬曆援朝戰爭算是中日之間第二次兵戎相見了，但明廷對日本的無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時任明朝兵部的尚書石星不知兩國的既往關係，只得幻想日本興師侵略是為了獲得中國冊封來解釋這場日本挑戰大明王朝權威的戰爭，所以贏得戰爭勝利後依舊沒有繼續追究，依舊牢牢踐行著“防禦性國策”
在清朝，對日本的清楚瞭解的中國人也並不多。
康熙年間，有人稱“日本即古倭夷，於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目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而直到歷史的滾滾車輪來到近代，當甲午戰爭的慘敗作為中華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來第一次大戰，也是中華民族首次對日的恥辱性巨大失利，一舉將華夏民族的“華夷”體系擊潰得毫無蹤跡，同時也讓兩國命運開始斗轉星移。
所以，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感知、認識、瞭解等等，都可以說是很有歷史淵源的，但總的來說，瞭解程度大多集中於幾個詞彙，“東瀛、蠻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戰爭”，而這些詞也非常清晰的體現出了對日瞭解程度的淺薄，而至今已是經濟影響力足以撼動全世界的共和國裡，民眾對於日本的瞭解也變成了——“曾經的敵人”，能真正認識到日本還是一個“可開發的廣闊市場”的人還並不多。
反觀日本，這個師從中華的“東夷”自唐代開始，就非常注意蒐集各方面的華夏資料，在大唐王朝留學的日本學生回國之時都會傾其所有來購買書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廣泛開展，力圖將大唐王朝方方面面的細緻瞭解的他們，似乎最大的任務並不是來朝貢的，而是來刺探情報的。
即使是後來日本有了閉關鎖國之策，他們也精心透過長崎這個對外視窗來了解中華情況，在清朝浙江督撫李衛在呈雍正帝關於日本的奏摺中，就稱提到——“夷人每事訪求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還聘用具有法律、軍事等專業知識的中國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後，日本已經成了比中國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處九州大地的國家。
所以，自以賭國運一般瘋狂贏下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越是對中國細節情況掌握得事無鉅細，卻並未有助於他們更好認知源遠流長的中華歷史，從璀璨的中華文明變遷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自身民族得以更好健康發展，反倒是認為自進入清代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懦弱、貧窮、腐朽、卑賤等的支那人，不應該佔據廣袤的土地資源，應該取而代之的是大和民族。
也正是因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