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付這種大發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農###動委員會，毛澤東奉命出任農委書記。但是，正當毛澤東雄心勃勃地開展工作之際，卻出現了意外。當年12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陳獨秀提出了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以換取蔣介石的由右向左。陳獨秀還在會議上斥責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但是毛澤東在會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張，因此與陳獨秀髮生了爭論。會後，毛澤東親自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動。他仍然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踏上僕僕征途。每到一處就調查一處，共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熱烈情懷的《湖南農###動考察報告》就隨之產生了。這是對反動派猖狂氣焰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沉重打擊。4月末，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為應付蔣介石的四一二事變的危急形勢而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開展土地革命，迅猛發展農民武裝，建立農村民主政權的提案，但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下，毛澤東的意見根本沒有引起大會注意。因為當時很多同志沒有認識到陳獨秀已經形成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一個悲劇。從以上毛澤東從事農###動以及對農###動的理解來看，他不久後踏上一條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
大智篇（4）
其次，從思維方法上來看，毛澤東不像有些人往往從現成的概念出發，而是從活生生的實際出發。他對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是長時間對農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在他身上不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種不畏艱苦、不怕危險、勇往直前的實踐精神。如果與王明相比，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的典型。例如毛澤東號召“上山”，絕不僅僅是要別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帶頭上山；他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不僅僅是要別人去暴動，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槍桿子去打仗。用不著說，在他走的這條路上是充滿著風險的。但是他懷著滿腔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以“其樂無窮”的壯志豪情去幹了。與毛澤東相反，王明則是另一種型別的人。也許，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沒有理想和熱情，僅記住馬列著作上幾句條文就夠了。認為靠著“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揮一切。他本來也有接觸生活的機會，但是他不願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從蘇聯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蘇區去工作，但他賴在上海不走。而中央這個決定並沒有撤銷，1930年底，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仍堅持要王明執行中央的決定，王明還是不去。直到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黨中央在上海已無法立足，決定全部遷入蘇區時，王明寧願跟隨米夫到莫斯科，也不願到中央蘇區來。人既是這樣的不同，難怪在思想上也毫無共同之處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輩子也找不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的。
其三，我們看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正確路線所以能堅持下來，同毛澤東的那種頂逆風戰惡浪的異乎尋常的堅忍品質不是沒有關聯的。熟悉黨史的同志都知道，農村包圍城市這條新道路的實踐，是遭到重重阻撓的。可以說，從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直到這塊根據地的喪失，始終存在著“城市中心論”與“農村中心論”的衝突。1929年和1930年的兩年間，江西根據地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事實本身早已經說明了問題，但是以李立三為代表的黨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論”的思想，把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斥之為“農民觀點”，“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無論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不通的”。基於這種指導思想，他命令紅軍遠離根據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澤東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進行了抵制，才使紅軍避免了損失。1931年1月，王明路線統治了中央，他們雖然極力反對“立三路線”，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論”方面同“立三路線”卻毫無二致。他們要求紅軍與敵軍主力決戰，並奪取中小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為了迫使紅一方面軍攻打敵人重兵駐防的南豐和南城，他們下了許多次命令，強令前方指揮者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戰線上”執行這一無理的計劃。隨後就對毛澤東進行無情的打擊。先後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和中央蘇區中央局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權。這種接二連三的打擊，假如不是一個意志異常堅強的人，那是頂不住的。而毛澤東卻經受了這重重考驗，使得這條正確的路線得以堅持下來。
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