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語學習也是這樣。1979年，擔任聯合國代表部一等書記官期間，潘基文感覺到法語是外交官必須掌握的外語，於是利用午飯時間，參加了聯合國的法語教育課程。他在這次培訓中依然保持了最好的成績。
2000年10月，李漢東總理訪問俄羅斯。當時，潘基文擔任外交部次官，所以代表外交部陪同李漢東總理出訪。在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上，其他隨行人員大部分都睡覺了，李總理開始閱讀有關俄羅斯的檔案資料。因為不知道總理什麼時候會叫自己，所以潘基文沒有睡覺，始終等候在旁邊。直到飛抵莫斯科前一個小時，潘基文確認李總理已經入睡，這才進入了短暫的睡眠。這個插曲在外交部廣為流傳。
還有別的例子。80年代中期，潘基文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留學，駐美大使柳炳賢受哈佛大學之邀來到波士頓。波士頓建成於美國建國初期，有很多道路都是單向通行，開車很不方便。潘基文事先考察了柳大使下榻的飯店和訪問活動的場所，熟悉了地形和路況。因為潘基文的接待毫無差錯，回到華盛頓之後，柳炳賢大使盛讚了潘基文的謀事周密。
三十七年間絕無是非
潘基文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擔任公職三十七年來，從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議論。他曾在私人場合說過，“如果連我自己都不遵守規則，還怎麼要求別人。我制定了規則，自己首先就要遵守”。
潘基文成為外交官以後，從來沒有在辦公室裡睡過所謂的午覺。平時，他經常這樣告訴自己屬下的職員們，“我剛當外交官的時候，經常看到職員等待上司簽字批准，而高階官員則在睡覺，我感覺這樣很不好。既然我做出決定白天不許睡覺，那我自己必須首先遵守這個規定。感覺疲倦了，或者頭有點兒沉的時候，我也硬挺著，堅持不睡覺”。
從本質來看，潘基文是個內心堅強的人，絕對忠於自己的方式。2000年，擔任外交部次官時期，他每天上午八點鐘上班。那年冬天，幾天之內就下了好幾場雪，公車甚至開不到潘基文位於黑石洞坡頂的家中。於是，潘基文就在皮鞋上套好登山用的防滑鏈，步行五百米到達中央大學門口，然後乘車準時趕到辦公室。
關於潘基文的憨直性格，他的好朋友安英秀女士也有類似的記憶。
“我還記得他到印度當副領事的時候，印度是他的第一個海外任所。當時，潘基文的家位於首爾市水逾裡華溪寺附近，房子不大，我曾經去過他的家，什麼外國貨也沒有。那時候只要有機會出國，就會買這買那，或者自己用，或者轉手賣掉。我問他為什麼你們家沒有外國貨啊，潘基文的夫人柳淳澤女士說，‘真要那樣的話，善容她爸就壞事了’。不管怎麼說，他就是這樣嚴格的原則主義者，甚至有些固執。”
90年代初，潘基文擔任南北核控制共同委員會副委員長。正在與朝鮮進行會談的時候，潘基文的父親因交通事故去世了，但是潘基文沒有將訊息告訴任何人，繼續進行談判。直到談判結束之後，潘基文才到忠州奔喪。當時，擔任委員長的前外交部長官孔魯明也不知道這件事。後來，孔魯明前往日本的時候，偶然間遇到潘基文的故鄉朋友，聽說了潘基文因為工作而未能盡到長子的責任，這才知道了潘基文的父親過世的事情。為此，電視還曾介紹過潘基文公私分明的性情。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90年代，金泳三政府時期，潘基文擔任次官級的青瓦臺外交安保首席秘書官。
堅定的自我約束使他成為外交部的傳說（2）
當時，首席秘書官還有非正式的活動經費，那個年代也不需要發票。但是，潘基文從來都是把錢交給秘書，需要的時候也準備好發票，詳細記錄使用途徑。其實也沒有人看見，根本沒有必要報告使用途徑。
弟弟潘基相認為，這是潘基文特殊的性格使然。70年代，潘基文還是個年輕的外交官，時值印度國會議長夫婦訪問韓國，曾在印度工作過的潘基文負責議長夫婦在韓國的日程。活動全部結束之後，潘基文開始整理費用。潘基相正好去大哥家，偶然看見了大哥算賬的情景，潘基文甚至連十元零錢都計算在內。但是，潘基文記錄的內容和發票還差了幾百元。弟弟基相曾經在銀行工作過，於是潘基文就請他幫自己重新計算。多少年後，潘基相先生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雖然我是銀行職員，對於金錢管理已經非常嚴格了，但是大哥對待別人的錢物更是嚴格到了病態的程度。我曾經跟他說，我已經有問題了，但是大哥更是不折不扣的小氣鬼啊”。
不過，潘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