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現代史是一部充斥著種族和宗教團體間暴力衝突的歷史——北方的庫爾德人、中部的*遜尼派、南部各省的什葉派，另外還有其他一些規模更小的組織。與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夠實現戰後民族團結的國家認同感。要彌合種族和宗教鴻溝，就必須進行社會關係、文化和政府機構方面的改革，而且實現上述改革比修補遭炸燬的道路更為困難。
因此，在戰後的伊拉克實現和平，意味著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也許情況並不會比獅子山2002年內戰結束時殘酷的社會現實更糟。但畢竟伊拉克不是獅子山。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著與獅子山不同的重要之處。一方面，伊拉克發生的戰爭從未真正結束。在日本經歷兩次極為恐怖的核攻擊後，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佈投降，並號召民眾與美國佔領軍進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順從地交出武器，迴歸普通人的生活（儘管獅子山叛軍也被迫將武器交給英國盟軍）。隨後，美國將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軍鄙視的敵國首腦——以及大部分戰時將軍吸納進佔領體制中。透過新憲法對原有日本政府機構進行了改革，而不是將其徹底剷除。事實證明，較之簡單地從根基處摧毀整個政府體系，上述做法更為有效，因為從零開始重建國家政治機器異常艱難。
除少數罪大惡極的戰爭犯外，戰勝國在德國和義大利實施的戰後政策，與在日本實施的各項政策並無根本性差別。在上述三國戰後重建的過程中，美國佔領軍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於維繫可怕的軸心國戰爭機器的現有政治和經濟基礎設施，並使其開展和平建設方面的工作，如製造汽車而不是生產坦克和大炮。大規模政治清洗並非向和平轉變的一部分。明確的和解也被列入戰後獅子山的政治議程中。作為和平解決的組成部分，革命聯合陣線成為一個登記在冊的合法政黨，儘管在戰後*選舉中他們並未贏得過議會席位。對平民百姓嚴刑拷打的殘酷手段在選舉中並不管用。
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兩大關鍵性治理機構是他掌管的軍隊和由他控制的復興黨，該黨共有150萬名黨員。與蘇聯的情況相同，成為復興黨黨員一直是在社會生活的若干領域佔據領導地位的先決條件，包括大學教授，甚至是醫院的醫生，但2003年5月之後，復興黨黨員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設方面的就業崗位。美軍佔領巴格達後，伊拉克軍隊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許多政府要員被捕入獄。該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和政治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剛剛加入復興黨，只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剝奪了參與國家重建的資格。
然而，更為危險的是伊拉克軍隊的解散。這使得成千上萬名全副武裝的人無事可做，而且沒有任何生計來源，他們唯一擁有的職業資格便是訓練狙擊手和製造爆炸。對於美軍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現的經濟黑幫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職業”。
美國為*和暴力的滋生創造了空間，而且原有的種族和宗教對抗重新出現，這徹底葬送了經濟加速恢復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強勢政府機構以實現國家團結的情況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查德那樣分崩離析。即便美國現在準備吸取某些前車之鑑，要輕易將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復原樣是不是為時已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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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是游擊隊的最佳夥伴
2002年，大多數安哥拉人過著每天消費不足1美元的生活，儘管他們的國家有著豐富的石油和鑽石資源。經歷數十年國內戰爭後，他們比解放後的27年裡更加貧困。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簡稱安盟）叛亂武裝領導人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imbi）在與政府軍戰鬥中遇害，這使叛軍陷入混亂之中。隨著市民紛紛湧入首都羅安達（Luanda）街頭慶祝，叛軍的失敗預示著新的繁榮與和平即將降臨這個國家。
然而，對於那些借戰爭造成的混亂來掠奪安哥拉寶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實並非如此。當薩文比之死在新聞界引起轟動時，投資客們紛紛拋售他們在安哥拉有大量業務的礦業公司的股份。用與我們研究蘇哈托健康問題引發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見第二章），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學的伊蓮娜·費拉拉（Elianna La Ferrara）發現在大約數天的時間裡，上述公司的股票價格平均下降了12％。為什麼和平對鑽石生意產生的影響顯得如此糟糕？而且這一發現能否有助於解釋為何某些戰爭，特別是資源豐富的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