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脈通達的商界精英賺得盆滿缽滿。那些最有權勢改變這一*體系的人恰恰對這一體系鍾愛有加。
考慮到這一體系為印度尼西亞訊息靈通的人士帶來的種種利益，那麼，政治和經濟改革停擺，徹底的改革嘗試只能在蘇哈托統治終結時才得以實現，這些也就不足為奇了。鑑於1997年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且蘇哈托仍當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試圖對蘇哈托的密友和親信進行某種約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條件是，國家批准的壟斷經營權應予以廢止，國有銀行將停止向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商業企業注資。但蘇哈托強行扼殺了這些改革嘗試。印度尼西亞人民也無法透過*的方法來尋求幫助。儘管全國大選定期舉行，蘇哈托的從業集團黨（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願獲得70％的預期選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議會走過場般批准他的當選，《印度尼西亞憲法》就賦予了蘇哈托至高無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對這樣一個極權政體，單靠有關*程度的經濟學研究所獲得的證據並不是改革的良好動力。作為經濟學家，我們能闡明問題的嚴重性，但要解決問題還必須透過公眾對領導人施加政治壓力。
托米·蘇哈托裝進自己口袋裡的4 000萬
托米·蘇哈托愛車，尤愛跑車，蘭博基尼為最。事實上，他愛這些豪車愛到了他自己買下了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萬美元控股這家義大利跑車製造公司。作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將公司規劃與運營權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許是由於實在不敢恭維他的行業經歷和管理經驗，很多高層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後就辭職了，造成公司管理層人員空缺。儘管如此，1998年《華爾街日報》披露，即使亞洲金融危機後托米身處困境，他在蘭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賣個好價錢。如此看來，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錢的支援下進行的輕率投資，還是一個對跑車頗為精通的精明投資者在一番估量後做的一筆買賣？我們的研究發現，似乎印度尼西亞投資者們認為托米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關係網而非商業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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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腐敗都一樣？
蘇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亞的例子也讓我們不禁提出這樣一個令人深感不安的問題：“局外人”是否應當做些什麼以應對*呢？儘管從表面上看，蘇哈托政權從國民經濟中揩油甚多，但該國在蘇哈托執政的32年裡實現了頗為引人注目的經濟增長速度——6％，這堪稱現代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比較起來，美國同期經濟增長速度只有3％強。）儘管蘇哈托家族牟取私利過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亞貧困率卻出現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衛生和家庭規劃等專案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範圍內，大量國民財富還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亞百姓手裡。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強調的，一般情況下，*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會很快，但蘇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亞卻是個特例。也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外援助方在調整計劃安排之前應當慎重考慮，儘管這個*政權在30年的時間裡取得了很大業績。但一個*體系何以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實現瞭如此高的增長速度呢？
我們也許可以找到這樣幾種解釋：除與政界來往密切外，有可能這些深受蘇哈托袒護的公司，其自身運營狀況也不錯。回到之前我們舉的鑽探公司的例子，也許它們是華盛頓說客和麻省理工學院工程師的合夥公司；也有可能蘇哈托確信自己總能搶得先機。回想一下，我們曾經估計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潤源於關係網，而且，無論好壞，蘇哈托政權在進行賄賂交易時總是因目標明確而聞名，至少去除了作為大多數違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確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達商界打拼數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話說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個價格，每個人也都對價格瞭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後能得到什麼。”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是這位主管，在今天“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他卻哀嘆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亂。”
與此同時，如若不存在*現象，印度尼西亞本應該發展得更快，這從韓國的發展歷程中可見一斑。在蘇哈托執政時期，據說韓國的*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亞，而這個“亞洲小虎”的發展速度卻遠超印度尼西亞。儘管犯下了大錯，但蘇哈托確實為這個曾經混亂的國家帶來了嚴明的秩序和社會安定，而且事後再猜測沒有他的領導可能會出現何種情況就很難了。蘇哈托下臺後近10年裡，一個充滿活力的*政體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亞並沒有達到蘇哈托*專制下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