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編輯人手不足的考慮，雜誌社聘請了李陀、南帆兩位著名評論家作為特邀編審。
韓少功把自己的本職工作，當做一種政治試驗來完成。與書本上的理論不同，實踐需要依據具體情況採取靈活變通的策略。在操作過程中，他發現民主程式是必須悉心設計的，有時候需要向弱勢的一方傾斜。比如投票者是強勢時，就必須制約投票者，只能實行有記名投票並公示有關情況。1995年開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學大獎評比就採用了這種辦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勢時，就必須保護投票者，應實行無記名投票，推舉協會各位負責人等活動中則採用這種辦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協會再一次換屆，新一屆班子成員的候選人，也是按理事會和機關兩次民意測驗時得票多少來擇優確定的。根據現行體制的規定，這些候選人還須經省組織部門“考察”，但這些部門後來考察了幾個月，得出的結果與民意測驗沒有多少出入。
當然，民意的表決並不見得總是正確和符合道義的，民意受到表決者淺近利益和知見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他警惕把民主當萬能膏藥來對待的態度。在涉及超出這個群體眼前利益範圍的事情時，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強Jian的環境，民主都必須慎用。在一些需要專深知識才能做出正確判斷的事情上，也不宜採取大民主的方式來表決。比如雜誌社有了一些收入，而這些收入既可以用來投入社會公益事業也可以分作員工獎金，那麼在資金如何使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來投票表決，吃光分光的主張最終很可能成為多數人的主流意見。“在這個時候，民主可能就會有些醜陋了，而‘獨裁’和‘集權’勢必就是遏制醜陋的權變之策。事實上，每碰到這種撓頭的事，我就只好像個專橫的惡霸，暫時充當民主的叛徒。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裡談到民主很可能助長而不是遏制極端民族主義狂熱，就是基於這種日常經驗。我還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體制一定要授權什麼人或者什麼委員會，在群體利益形成對外侵害的時候，能夠實行特殊議題上的一票否決。民主不意味著民眾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給自己裝上某種安全制動閘。”（同上注）在這些政治實踐中，韓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運用。深受重視經世致用的湖湘學派影響的他，注重理論的實踐品格，在大原則的執拗之下，講究策略的靈活變通甚至手段的應機運用。比起書生氣濃厚的迂腐的知識分子，韓少功要多出幾分江湖氣。蔣子丹《〈韓少功印象〉及其延時的註解》一文，曾經指出韓少功骨子裡充盈著東方人含蓄的狡猾，說“只要你細心觀察一下韓氏談笑時黑眼珠子間或一輪，言語中須臾片刻的遲疑和停頓，就可知道他的鋒芒和精明瞭”（《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6期）。此言並非捕風捉影。倘若沒有原則上的堅定性，一個靈活機巧的人可能會演化成為一個混世魔王；倘若執著於原則的堅定性，缺少應對複雜局面的靈活身段和手腕，一個人的理想很難進入實踐操作的層面，在現實生活中有所作為，善良的願望最終也就成了空談。然而，那些在原則上沒有任何理想堅定性的人，他們往往以與時俱進靈活變通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而那些張揚理想旗幟的人，他們在策略上的靈活變通很容易成為一種用來攻擊他們的把柄，當成虛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詐的舉證。韓少功想必不會不清楚這一點。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寫道：那些懷抱理想的人“他們也是人，當然也有俗念和俗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的侷限，難免利益集團的背景和現實功利的定位。挑剔他們的不足、失誤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領導者的行為表率與制度設計一樣重要，韓少功是一個勤奮的勞動者，厭惡少付出多獲取的貪婪行為，恥於利用職位之便佔有他人勞動和享受社會的優惠待遇，許多瑣碎的事情都親力親為，避免給別人增加工作負擔，也避免給自己增加心理負擔。直到後來成為文聯主席，他都是最少給部下帶來麻煩的領導。有一年因為長時間頭痛需要做頭部手術，他沒有告知什麼人，也沒有透過關係去找醫院，就一個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進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廁所和盥洗室的四鋪位病房，因為水龍頭開關失靈，流水聲二十四小時嘩嘩不斷。他實在睡不好覺，就跟科室醫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個病友揣摩半天之後作出判斷：你是一個科長。他只是笑笑，詢問對方病情如何。手術後的第二天，病友發現來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來有科長模樣，就給他提了一級，說：我看出來了，你是一個副處長！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