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推向極端的美國人的影響……幾乎肯定導致災難。”美國道德嚴厲，對錯界限分明，增加了阻止濫用毒品的困難。美國清教徒總是無法理解深刻真理的對立面也是深刻真理。更不可理解的是，正如喬治？桑1871年認識到的那樣，“每一次濫用隱藏著它的對立面”。19 世紀70 年代末和19 世紀80 年代初的一個教訓是，對道德衛生的需要，意味著對道德不衛生的同等需要。警察馬哈尼用他的方式明白了這一點，凱恩博士也是如此。1860 年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歐洲人和美國人對吸鴉片的反應有明顯的分歧。在兩個大陸上，都認為它是不健康的習慣。歐洲鴉片館的評論者傾向於透過強調對毒癮的美學反對來表達這種看法；美國人常常把它當成是一個道德權威問題。就這個理由來說，毫無疑問，抽鴉片第一次成為父母權威的問題。1875—1876年的美國城市法令部分是試圖支援父母的權威，對察覺到的中產階級年輕人的監管問題作出回應。美國的道德與英國和德國新教徒的思想不是分隔開來的，但是它的激烈對當時從美國產生的最重要的潮流做出了貢獻：一種新形式的宣傳手段。歐洲評論人經常是自鳴得意地講鴉片劑的危險，專家們例外（如列文斯坦或奧爾巴特） ，他們很謹慎，嚴格遵循事實和依據。相反，在美國，一些反毒品運動家熱衷於不可避免地妨礙達到預期目的恐嚇手段。
這些恐嚇手段源於盛行的基督教文化和商業競爭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