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癮的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浪蕩子”。到20 世紀末，後一類在西方世界的毒品問題中佔支配地位。安斯蒂判斷，浪蕩子增加酒精、鴉片或古柯的消費量，因為他們“低劣的道德品性喜歡非自然的歡樂，這種歡樂現在只能靠這樣的增加獲得”。他認為這樣的低劣品質是一個人自身性格固有的，不取決於毒品的漸進作用。浪蕩子“要麼生來就有明顯的玩樂傾向，要麼特別對某些外部印象敏感”。
第四章 神經、注射針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9）
這種致癮個性的縱慾理論忽視了19世紀關於毒癮一個公認的特點：一些戰爭中戰鬥人員的易感性。儘管19世紀70年代鴉片癮與婦女有關（美國鴉片和嗎啡上癮者的60％以上是女性），這個問題還被看成是“軍隊病”。病、傷戰士和退伍軍人，給他們開藥不注意用量，使他們用了之後上癮，或者發展到像戰鬥中肉體受到折磨一樣，因為情感受到折磨而依賴這些毒品。正如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於讓毒癮支配他們的生活一樣，一些人同樣發現比其他人更難從戰時的情感痛苦中恢復。上癮者的行為（與他們上癮的原因比）不完全是受生理需要的支配。戰鬥壓力傾向和管理在個人之間同樣是可變的。由於越南戰爭，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學會造了一個詞，“傷後壓力失調”，描述受傷人的行為。這種行為，精神病醫生會稱為神經官能症，外行會認為是自暴自棄或失調。這沒有任何新意。戰鬥場面造成的情感損傷，19世紀就已經明確確認。19世紀20年代期間，英國政府對從法國戰爭中退役軍人的問題做出反應，他們在鄉下漫遊，好鬥、無禮或怪癖。退伍軍人向婦女展示他們令人作嘔的傷疤或其他身體部位的習慣，1824年《反流浪法》為此作出規定，任何人恣意、公開、淫蕩和淫穢地暴露自己，旨在欺辱女性……將被視為歹徒和地痞”。
克里米亞半島戰爭是英國、法國和土耳其軍隊對俄國發動的戰爭。這場戰爭中的一個插曲，顯示出戰爭造成的情感損傷。1854年，在英克曼戰鬥中，8500人的英國部隊，四分之一以上計程車兵喪生或受傷；俄國人在戰場上失去了總數42000人中的大約11000名士兵。爵士喬治？希金森將軍（1826—1927）在近衛軍一團參加了那次戰鬥。20年以後，有人向他問起英克曼。“他對那場戰鬥記得很少，”問他的人記載道，當他們走回來，加入失散的連隊以後，他只記得戰友們歇斯底里地失聲痛哭了一個晚上。”在另一段講述中，希金森描述了英國的總司令劍橋公爵（1819—1904），在英克曼之後“幾乎感動得落淚”。他還回憶到，聖？吉爾曼斯伯爵（1835—1911）站在他兄弟的屍體旁，“痛苦得一動不動，不顧危險，暴露在槍林彈雨中”。後來，當“飢餓的戰友”湧入希金森的帳篷，一整天神經如此高度緊張，我們竟然禁不住笑起來”。福思勳爵（1834—1861）用鴉片酊自殺，也許可以算作克里米亞戰爭神經傷亡人員。他從部隊退伍後，精神崩潰，年僅20歲。他情婦死後，痛不欲生，喝了四分之三品脫的白蘭地和尋死地吞下半瓶鴉片酊。
大約400萬部隊參加了1861 年4月到1865 年4月同盟軍投降的美國內戰。在戰鬥中，或因傷病，北方大約損失了36萬名士兵，南方損失了萬名士兵，估計有萬名士兵受傷。平民和他們資源的介入，就像這第一場現代戰爭使用的新技術一樣，史無前例。新技術包括機槍、大規模生產軍用品、攝影、氣球觀察、麻醉。聯邦和邦聯境內都種植鴉片罌粟。鴉片用於治療地方性痢疾，並作為瘧疾和腹瀉的預防藥。僅聯邦士兵就被分發了1000萬個鴉片藥片。此外，聯邦部隊還獲得2841000 盎司的鴉片粉和鴉片酊。這些藥品經常被亂用。科特賴特引用一個聯邦醫生作例子。那位聯邦醫生詢問每個患者的肚子情況，然後遞給每個說有腹瀉計程車兵一塊鴉片。聯邦部隊中的一個少校外科醫生，習慣於跨在馬上看病，把嗎啡倒在手掌，讓站在地上計程車兵用嘴舔。戰爭中，63000名士兵因患慢性腹瀉而退伍。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被用鴉片或嗎啡治過傷病，然後上了癮。嗎啡作麻醉劑比較少。然而，美國醫生韋爾？米切爾的一本自傳體小說中的一位敘述者描述了他做戰地服務的情況，在醫院病房作助理外科醫生，醫院裡送來的是最嚴重的傷後神經症患者”。他評論說，每年“在這個痛苦的場所裡，做和需要做6萬次皮下嗎啡注射”。被邦聯軍隊的一顆子彈射中脖子後，米切爾的醫生接受了嗎啡皮下注射。傷口痊癒後，發現他無法戒藥：如果有人想要學會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