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客誠博古通今，然古今事異，所言尚未適用。”可見孝公對於成為象夏禹、湯武之開一代基業的明君並不感興趣。
只是在第三次秦孝公聽說衛鞅更有伯道之術以自薦才頓時有了極大的興致。衛鞅甫入，孝公便問道：“聽說你有伯道之術，何不早賜教於我呢？”衛鞅卻回答說：“並非臣不想說，只是伯道之術與成就帝王之術迥乎不同。帝王之道在順民情；而伯者之道，必逆民情。”一句驚世駭俗之語頓時令孝公勃然按劍變色。衛鞅卻不管不顧地解釋說：“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為治。小民安於現狀，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為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制。此豈小民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為天下才也。”孝公這才歎服：“此誠有仲父之術。”
衛鞅誠有才矣。“帝、王、伯”三術均備，秦孝公獨採納其伯術，可以說這才是商鞅變法能成功的先決條件。為達此目的，秦孝公根本不在意推行這種主張將會有多麼的“逆民情”，會打亂舊有的秩序，對現存的制度造成多麼巨大的衝擊。後人獨推崇商鞅在變法中的作用，其實秦孝公才是決定這次變法成功的大環境。
孟嘗君之未遭遇明主是他無法施展自己才能的原因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個原因在於，齊國並不具備徹底變法以圖使秦國臣服的條件，孟嘗君處於他所在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可能成為象商鞅式的改革家。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出現要有十分苛刻的歷史條件，誠可謂百年難於一遇。具體到戰國時期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限制條件：一、它必須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是因為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而存在；二、改革必須得發生在一個新興之國或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又比較落後的諸侯國。這卻是因為在一個國家是存在著一定的惰性的，不被逼上梁山是斷然不會痛下決心進行這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的。現有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對完備倒很可能成為妨礙改革產生的天然的瓶頸。所以改革適用於力圖後來居上者，後發制人者；三、要求改革的國家還必須是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一個“鼻屎大”的國家除了疲於應付周圍各虎狼之國的蠶食和掠奪外既無改革之動力，也不可能產生有利於改革的穩定的條件，更無法鞏固改革之成果。齊國作為老牌的諸侯分封國，經濟條件遠比當時實施過改革的魏、楚、秦三國要優越得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較之完備許多，這些卻都成為妨礙改革的天然絆腳石。同樣改革家之誕生也是有條件的，作為奴隸主貴族的忠實代表的孟嘗君之流是不會成為為封建地主階級倡言的改革家的，因此對他作此要求是不符合歷史的。孟嘗君之作為一個政治家只能成為一個守成型的舊式政治家，按舊有的標準來說是很不錯的，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他可能是改革的最大反對派。他越是傑出，越是優秀同時也就越“反動”，越是會違逆歷史潮流。
二、疲於自保的一生
可能王安石對孟嘗君的自保之術甚感不屑，但是孟嘗君窮及一生也只能是堪堪在政治上自保而已。孟嘗君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親田嬰認為其出生日期不吉利，對他的母親說：“扔掉這個孩子。”可是田文還是被母親偷偷地養活了。田文長大後，母親決定讓他們父子相認。沒想到田嬰見了孩子仍然餘怒未消，氣忿難平，憤怒地對他母親說：“我讓你把這個孩子扔了，你為什麼還是把他養活了？”母親還沒回答，田文立即叩頭大拜，反問父親田嬰說：“您不讓養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麼緣故？”田嬰回答說：“五月出生的孩子，長大了身長跟門戶一樣高，會害父害母的。”。田文卻說：“如果害怕我的身高會長到門戶那麼高危及到父母，其實只要加高門戶就可以了，再說誰還能長得到有門戶那麼高呢！”田嬰無言以對便斥責道：“你不要說了！”沉默有傾，田文趁機問父親道：“兒子的兒子叫什麼？”田嬰答道：“叫孫子。”田文接著問：“孫子的孫子叫什麼？”田嬰答道：“叫玄孫。”田文又問：“玄孫的孫子叫什麼呢？”田嬰說：“這我就不知道了。”田文說：“您執掌大權擔任齊國宰相，到如今已經歷三代君王了，可是齊國的領土沒有增加，咱家卻積貯萬金財富，門下也看不到一位賢能之士。現在您的姬妾可以踐踏綾羅綢緞，賢士卻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僕女奴有剩餘的飯食肉羹，賢士卻連糠菜也吃不飽。您還一個勁地加多積貯，想留給那些連稱呼都叫不上來的人，卻忘記國家在諸侯中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