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主便會以追求另外的目標來實現自己爭奪霸權的期望值。當然不以土地為爭霸目標，不以經濟利益為爭霸要求，還必須有一個條件，這是針對資本主義世界而言的，即當時處於奴隸制時代，諸侯國國君便是該國的最大的奴隸主，全國之土地盡歸其所有，擁有相當大的土地處置權力和經濟處置權力。象資本主義世界內階級矛盾，階級內部矛盾重重，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所謂眾口難調，欲壑難平，決定了它每一次發生的戰爭必以爭奪土地資源和經濟資源為目標，它的每一次戰爭無不沾滿了殖民地人民的鮮血，決定了其貪婪醜惡的本質，決定了其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處於奴隸制時代的中國人都要比資本主義文明得多，偉大崇高得多，具有西方人所無法想象的精神品質和遠大理想。齊桓公爭霸及後來的某些諸侯君主的爭霸都體現出同樣的特徵。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及世界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恐怕即使是今人尤其是身處西方世界的人所無法想象的。但是身處奴隸制時代的古中國人卻做到了。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正是因為齊桓公及管仲所表現出的這種首創精神決定了其他欲爭霸的霸主的爭相效仿。管仲在其中所表現出的是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天才般的遠見卓識。
當然我們無法要求處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做到這一點，因為時代不同了，封建制畢竟是一種高於奴隸制的社會制度，生產力的發達和階級鬥爭的相對緩和使得封建集權制度能保持在全國範圍內的有效統治。因此對土地的爭奪是勢在必得。但是問題在於當時的情形卻是魏國實力強大而蜀國卻相對弱小，蜀國自顧且不暇，哪有實力吞併強大的魏國呢？
關於蜀對待曹魏的正確軍事路線，或許同時期的賈詡要深謀遠慮得多。有一次，曹丕問計於賈詡說：“我想*不聽命的人來統一天下，吳和蜀兩處，你看應該首先解決哪一處？”賈詡回答說：“奪取領土首先要在軍事上佔據絕對優勢，建立統一業績更必須以政績來使民心歸附。陛下順應天時接受了帝位，佔有了天下，如果用德政來教化他們，靜候他們自身發生變化，那麼平定他們就輕而易舉了。吳和蜀雖然地方很小，但他們分別有高山和險水作為依託，劉備雄才大略，諸葛亮善於治國，孫權懂得虛虛實實用兵之道，陸遜善察軍情，憑我們現在的軍事實力很難一下子使其歸順。我想在群臣中還沒有一個堪與劉備、孫權相匹敵的。雖然我們可以憑藉天子的威勢凌駕於他們之上，但實在看不到有任何勝算。我以為我們現在應該先用德化使其心悅誠服，然後才能付諸武力。”曹丕並沒聽從他的意見，發動了“江陵之役”，結果士兵死傷很多，這才後悔不及，於是在曹丕當政期間再很少主動挑起戰端。從這方面來說，曹丕善於採納正確意見，賈詡則較之諸葛亮更善於審時度勢。
我個人認為這段話雖說是在談論曹魏對吳和蜀所應採取的軍事路線，其實也適用於蜀對曹魏的所應採取的軍事路線。即攻心為上，攻城為下，靜觀其變或許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三國時期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三個割據勢力實力相當，各有優勢。曹操包括曹丕在內、劉備、孫權均為出色的政治家，手下英才輩出，將星雲集。曹操廣有中原之地，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雄厚，蜀國則山高林密，吳國則劃江而治，蜀、吳兩國經濟初步得到開發，經濟和軍事力量都不容小覷。三國力量如此均衡，這在之前的封建割據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譬如西漢，人才都在劉邦這一邊，呈現一邊倒的優勢。因此劉邦能以弱克強最終戰勝強大的西楚霸王贏得勝利。東漢劉秀自己本身就是個帥才，卻沒有遇到象項羽這樣強勁的對手，想不成功開創一代基業也難。而三國所處的時期卻與之前截然不同，諸葛亮或許太過於迷信自己的智慧，其實魏國的諸多謀士其深謀遠慮並不在其之下，諸葛亮或許也太相信自己的文治武攻，殊不知魏國諸臣的文韜武略也並在其之下。問題還在於魏國的人民在魏國的較為清明的政治統治下能安居樂業，而諸葛亮無端地挑起戰爭，只會增加人民的痛苦，哪裡談得上使民心歸附呢？諸葛亮逆勢而為只能是一次次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飲恨秋風五丈原，結束了其悲劇性的一生。
三、他發展壯大了自己的敵人
諸葛亮始終不渝地緊繃著這根戰爭的弓弦還產生了一個他所無法預料的惡果，為自己的敵人輸入了新鮮的政治血液，發展壯大了自己的敵人。他的這個敵人便是晚年的諸葛亮在戰場上的唯一對手司馬氏集團。
司馬氏集團的團長便是司馬懿。司馬懿除了深富文韜武略而外，演戲功夫更是在政治家中首屈一指。時值東漢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