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託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這又豈是小人之所作為？
事實上，在我看來，敵對雙方的如此相處，不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讀書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這一點。東漢的黨錮，晚唐的黨爭，明末閹黨與東林黨人的鬥爭，可都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
這無疑與宋代的政策有關。大宋王朝自建國之日起，便實行優待士大夫的基本國策，官俸之高又居歷代之首，因此士大夫們的日子大都過得十分滋潤，無論在朝在野，在京師在州縣，都優容閒適，自得其樂（否則歐陽修豈能寫得出《醉翁亭記》）。做官之餘，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做學問有閒暇或有餘便去做官，做官有閒暇或有餘便做學問）的說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適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堪稱“精神貴族”計程車大夫階層。既然是“精神貴族”，自然“費厄潑賴”。同樣，既然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則不難人才輩出，並惺惺相惜，因敬畏學術而敬重對方。因此，一個有著自己獨特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相對獨立於政治的知識分子階層，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識分子喪失獨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貴族，並由此產生道德的墮落，政治文明就會成為稀有之物。
可惜當時的體制未能為這種政治文明提供一個制度平臺。正如王桐齡先生《中國史》第三編第七章所言：“彼時之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餘地也。”的確，大宋王朝如果實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臺，司馬光在野相助，司馬光執政，王安石善意監督，那麼，變法也好，或者別的什麼政策也好，又豈能是前面所說的那種結果？
實際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既非如反對派所說是因為“小人亂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說是因為“小人壞法”，而是因為缺少相應的制度平臺和文化環境。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六 教訓所在
前面說過，王安石許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兩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議設定“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再加上官府財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最好的txt下載網
五 成敗與道德無關（3）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們知道，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運送財物，以供國家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輸送的品種和數量，當然也都有一定之規。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辦法，則不管豐年災年，價貴价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準改變，當然並不合理。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哪裡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裡購買。國庫裡面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出來的錢，就成為國家財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採購”，觀念也夠超前的。但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衙門”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於此。青苗法是衙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衙門做商店，兼做銀行。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商人以產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錢或賒物，年息二分。於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