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麼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象，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五 歷史之錯（2）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升御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譁然。晁父特地從潁川趕來，問他說：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麼？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麼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同樣，像晁錯這樣的書呆子，也只能讓他發議論，出主意，不能讓他辦實事，掌實權。文章寫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調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遠矚的人，可能看不清細節；深謀遠慮的人，可能看不見眼前。所謂“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劃與執行、設計與操作區分開來，讓他們各就各位。漢文帝欣賞晁錯，卻不委以重任授以實權，除晁錯資歷尚淺外，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麼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面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麼就不是適當人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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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晁錯之錯（1）
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確有許多優點。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