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法正傳》，當時有人向諸葛亮報告，說法正這個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錙銖必較，而且擅殺無辜，應該繩之以法。諸葛亮卻說法正功勞太大。沒有法正，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怎麼能夠不讓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顯然，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為一位政治家，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問題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難完全做到“寬嚴皆不誤”。比如對待益州土著，他的執法就基本上是“從重從快”，甚至“製造冤案”。比如冤殺益州豪族常房諸子，就被裴松之認為是“妄殺不辜”。此案記載在《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讀者不妨自己檢視。
第三，即便諸葛亮執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團也不會滿意。因為蜀漢政權的許多法律，就是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的，是專門用來對付他們、整治他們的，他們怎麼會喜歡？恐怕是執法越嚴，他們越倒黴，越反對。何況執法人又不是諸葛亮一個。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證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荊州集團的，就是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