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3 / 4)

於那些搞武裝叛亂的,怕也都是。這些人,或者有權,或者有錢,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勢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獲等人可以相提並論的。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攻心”物件,就該是他們。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們的“反側之心”。

那麼,這和“攻心聯”又有什麼關係呢?

四 是誰“寬嚴皆誤”

這就要看諸葛亮怎樣解決益州集團“反側”的問題。

辦法其實就是三個:任人唯賢、依法治國、北伐曹魏。這三條,應該說都很好。尤其是前兩條,從理論上講絕無問題。任人唯賢能有什麼問題呢?難道要任人唯親?當然不是。問題在於對“賢”這個字的理解。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舉”,諸葛亮的標準則首先是“志慮忠純”(《出師表》)。這當然是對的。但具體到蜀漢,就會有些麻煩。比如前面說的那些反對派,算不算“志慮忠純”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們的“志慮”又是否“忠純”呢?恐怕需要考驗。不要說諸葛亮,就連他們自己,也未必就能擔保沒有“二心”。總之,荊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事實上是有政治隔閡和心理障礙的。在這種情況下,諸葛亮堅持“政治標準第一”,把忠於蜀漢政權放在首位,客觀上就會妨礙許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這一條,並不能消除他們的“反側之心”。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三 誰有“反側之心”(3)

北伐曹魏也不能。戰爭雖然能夠起到轉移注意力,加強凝聚力,提高執行力的作用,但同時也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打仗是要用錢的。這些錢,天上掉不下來,地上長不出來,劉備他們帶不進來,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強出。他們當然不樂意。所以,益州的“反對派”,幾乎同時也是“反戰派”。比如前面說過的譙周,便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仇國論》的“反戰宣言”,明確指出如果不審時度勢,一味窮兵黷武(極武黷徵),勢必土崩瓦解(土崩勢成)。那個時候,可就“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三國志·譙周傳》)!這話實在可以看作“從古知兵非好戰”的註腳。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國了。我一向認為,這是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陳壽的評價也非常高。他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評語,幾乎通篇都在講這個問題。陳壽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輸,惡無纖而不貶。”這叫什麼?這叫公開、公正、公平!結果是什麼?是“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這是有旁證的,旁證就在《三國志·張裔傳》。張裔對諸葛亮的依法治國也有一個評價:“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所謂“僉忘其身”,就是奮不顧身。所謂“賞不遺遠,罰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說,正因為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來都奮不顧身。而且,這裡說的遠和近,也不只是當事人與諸葛亮的私人關係,更指是否屬於荊州集團。也就是說,無論你屬於荊州集團,還是東州集團,還是益州集團,該賞就賞,該罰就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諸葛亮能夠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屬於益州集團。他這麼說,說明諸葛亮確實儘可能地做到了公平執法,並沒有多麼虧待益州人。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他還是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呢?首先是“過嚴”。諸葛亮的執法之嚴也是有記載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就說“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晉人袁宏的《後漢紀》也說“劉備克成都,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這與陳壽的評語“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似乎矛盾,其實不然。因為諸葛亮治蜀雖然偏“嚴”,但基本上“嚴”得公平。公平,正是諸葛亮大得人心之處。實際上,在“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後面,陳壽還有一句話,即“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開。公正公開,也就公平。正因為如此,所以“而無怨者”;但過於嚴峻(刑政雖峻),也是事實。也就是說,民眾雖然不會抱怨不公平(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卻仍會抱怨太嚴峻(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此其一。

第二,武侯執法也有不夠公平的時候。比如他對法正,就很“寬”。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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