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薩特寫一篇文章為共產黨人辯護。
而在此之前，一本關於拿破崙三世的書《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給了薩特很大的觸動，使他決心採取行動來支援共產黨。這是亨利•；吉耶曼寫的，其中對當時的報紙、私人日記和擁護拿破崙三世上臺的作家的書作了大量的摘錄。薩特由這書產生類比和聯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
還有一個事件也對薩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發生的罷工由於右派的抵制而失敗，右派歡呼雀躍。薩特十分氣悶。後來他回憶這一時刻說：“回到巴黎時，我必須立即拿起筆來，否則就會被活活悶死。我夜以繼日地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第一部分。”
他寫作時充滿激｜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有5天徹夜未眠，其餘的夜晚，只睡四、五個小時。這時他想，他不能不採取某些會使他成為“他人”的步驟，他不能不在總體上接受蘇聯的觀點，同時又堅持自己的觀點。薩特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杜洛克被捕是一個可恥的事件，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他試圖說明，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代表，在何種程度上又是後者的確切代表。
11月，《現代》又發表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對6月4日罷工失敗作了分析。薩特指出，這次失敗是由於工人的洩氣造成的。他對群眾和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是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的。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薩特說明自己為什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產黨人保持一致。
《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於一年半以後。薩特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罷工失敗的工人洩氣的根源。他還引證了19世紀的歷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殺的社會氣氛。薩特認為，無產階級的洩氣是工業生產不足的產物，這在主觀上反映了經濟結構加於實踐之上的客觀限制。隨著自動化生產，技術工人與熟練工人之間產生分裂，而熟練工人所受壓迫最深，對社會具有唯一真實的觀點，也就是生活條件最差者的觀點。一種“需要的人道主義”就是以熟練工人、也就是廣大群眾為基礎的。而群眾只有透過唯一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共產黨才能改變社會從而超越他們的群眾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開始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薩特同共產黨還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來說是厭惡它的。到後來，這文章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質的文章，而到最後，它反對法國流行觀點，實際上成了頌揚共產黨的文章。對於薩特現在的政治態度，《現代》編輯部多數人都是贊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漸離開了《現代》，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而共產黨這一方，很自然地，向薩特表示友好。此前薩特曾應共產黨人的約請參加抗議逮捕亨利•；馬丁的集會。馬丁是法國共產黨員，因拒絕參加印度支那戰爭而被捕。薩特還同其他人聯名寫信給法國總統要求特赦馬丁。
為了提供論據，薩特提議：寫一本要求釋放馬丁的書，一本由他提供評論、由各種有關文章組成的書。這或許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的啟發。薩特幹了起來，書名是《亨利•；馬丁事件》。由於技術性的困難，這書出版得較遲──1953年10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而馬丁已於8月獲釋，但這本書的出版是有意義的。而薩特與共產黨人的關係，也由於他們的這種合作日益密切起來。
1952年底，薩特參加了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明將在大會上支援這樣一些提案：建立在貿易基礎上的東西方和平共處，統一德國但不改變雙方的經濟制度，實現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納中國參加聯合國。薩特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說：“如果能夠證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說，如果生活於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毀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飽肚子，只有這時雙方的戰爭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可以這麼說。”
這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以及它的影響不僅在法國，而且存在於其它國家和地區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個朋友駕車去阿爾及爾旅行。在阿爾及爾和突尼西亞，他們感受到當地人對法國人的敵意。修車鋪、旅館、飯館都在營業，但就是不願意為他們服務，哪怕是端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