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是反對他的。在廣播節目中，薩特對戴高樂作了猛烈抨擊，而且採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這時支援戴高樂的法蘭西人民聯盟在地方選舉中獲勝。第二天，薩特讓紹法爾扮演一個戴高樂主義者，用這個聯盟報紙中的話為戴高樂的政策辯解，而薩特、波伏瓦和梅洛─龐蒂再對他的話逐一作出反駁。這樣一來，激起了聽眾的極大興趣，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激怒了戴高樂分子。他們紛紛不遺餘力地攻擊薩特，有兩個人還找上門來，要求在電臺上同他辯論，大有作思想決鬥的意思。薩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電臺大樓，那兩個人一見薩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來，極盡攻擊誣衊之能事，甚至達到謾罵的程度。薩特不為所動，冷靜地回擊他們。在電臺廣播開始前，這兩人把薩特撇在一邊，到另一間房裡嘀咕了好一會兒，最後他們板著面孔對薩特說：“鑑於你在錯誤的路上走得太遠，我們不願同你進行公開辯論！”看來他們有些怕薩特，怕被他駁得啞口無言下不了臺，因此借這句話溜掉了。這個廣播節目一共搞了6次，其中還談到共產黨的問題，還對革命民主同盟領導人胡賽作了採訪。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願意與蘇聯結盟的各種社會主義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獨立於兩大集團之外的歐洲。這個組織宣告：“在兩大集團處於戰爭狀態時，我們是一個調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絕由於害怕一方而與另一方結成聯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結合在一起。”胡賽等人向薩特提出邀請，希望他出任這個組織的執行委員，他們希望借薩特的名聲擴大這個組織的影響。波伏瓦擔心薩特會在這種活動中浪費自己的時間。薩特認為，既然他已經在《什麼是文學》中提出“介入”的口號，就不應該在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又躲得遠遠的，於是他決定參加。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執行委員。薩特積極參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動，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應該用自己的行動來影響社會；既然現在他已經具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就不可能無視自己的這種境況；戰前那種孤獨的個人之夢是永遠逝去了，他不再是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個體。
在參加了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之後，薩特發現，它與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樣；它根本沒有什麼革命性，而其頭頭胡賽推行的完全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路線，他在表面中立的態度下明顯地反對蘇聯、倒向美國一邊。到後來，薩特與胡賽之間的分歧日趨嚴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組織了一次會議，許多人到場。在這個會上，胡賽對共產黨大肆攻擊了一通，造成這個組織內部的分裂。大多數人想與共產黨的政治行動保持一致，而以胡賽為首的許多領導人則反對共產黨。
胡賽還打算於下年初去紐約同美國工人聯合會聯絡，向它要求資助。薩特這時雖然還不瞭解這個組織是支援美國政府反共立場的，但知道它是搞階級調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賽的行動。胡賽不聽，還是去了。第二年４月，胡賽從美國回來。他打算召開一個關於和平的辯論會，來對抗共產黨發起的和平運動。在美國期間，他得到美國人的讚揚，也得到一點資助，於是完全倒向美國人一邊。
薩特拒絕出席胡賽召開的大會。他自己出錢另外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佈同胡賽對著幹。經過同胡賽等人長期不休的爭論，薩特感到無法改變這個組織的性質，最後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實際政治活動也告一段落。
薩特這時的政治觀點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對立中，他不願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願意看到美國毀滅，也不願意看到蘇聯被消滅。他認為美蘇戰爭將是一場雙重的大災難。他希望能消除這種對抗和冷戰局面，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軟弱無力。這時人們盛傳蘇聯入侵的危險。薩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樣，他就像當年抵抗德國那樣，留在被佔領的法國。這是為某種社會主義而不是為美國進行抵抗。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新的變化：他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
這一年暑期，薩特在義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繼艾森豪威爾當上歐洲盟軍總司令。在巴黎反對李奇微的遊行示威中，共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遊行示威幾小時後，他坐小汽車準備透過。他的車座上有兩隻鴿子，於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鴿子是信鴿，是用來同蘇聯進行密謀聯絡的，而實際上這兩隻鴿子是菜鴿，不過是杜克洛準備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給杜克洛的，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個“鴿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