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發起了一股打擊黑社會勢力的“清掃運動”，警察和政府號召小業主們拒絕向黑社會繳納保護費，並在各個警察署專門設立“黑社會投訴部”，一旦有店鋪或者個人遭到黑社會的騷擾，警察便馬上出動，給黑社會以打壓。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會組織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強壓之下，黑社會的行為也大為收斂，他們將資金轉向正當行業運作，逐漸擺脫了“暴力、兇惡”的形象。像先前說的歌舞伎町黑社會遊行的漸漸衰弱，也是這個原因。到今天，黑社會已經基本上不敢對平民進行威脅了，而即使偶爾發生槍擊事件，也大多是派別之間的爭鬥。
起初，我完全無法分清警察與黑社會成員的區別，特別是那些專門對付黑社會的便衣刑警，他們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會還像黑社會。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會成員的那種短平頭。而且，他們跟黑社會一樣，幾乎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這條街上，沒有黑社會做後盾無法生存。但同樣，不和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樣沒有出路，而且，如果說有黑社會撐腰可以保持在這條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話，那麼，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於有了穩固自己地位的“殺手鐧”。特別是在最關鍵的時候，警察有時要比黑社會更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可是，與這些“條子”交往必須掌握好分寸，和他們太近了不行，會引起黑社會和周圍的反感與懷疑。太疏遠了也不行，那也就會成為警察們的“眼中釘”。尤其我作為一個外國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會更麻煩。
1989年的一個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國人？”
一個五十歲左右、體格健壯的男人突然發話。來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兇，我一驚，還以為他是黑社會的。當時正是我遭到一幫日本人皮條客襲擊之後，擔心黑社會的人來找麻煩，把我趕出歌舞伎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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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犯罪浪潮（5）
“是！我是從中國來的，姓李。”
我儘量保持笑臉，態度恭敬。那個男人毫無顧忌地再三打量著我，態度蠻橫。
“幹嗎呢？你在這兒？”
“我帶外國遊客到店裡去。”
“拉皮條的？還沒聽說過有中國人在這裡拉皮條。你沒有那個吧？”他晃了晃手指——看來我被當成了非法滯留者了。我對他的身份越發感到不解，因為如果是黑社會的，應該不太關心外國人的滯留資格。
“喂！跟我來一趟。”他強硬地命令道。
看來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湯了。我無可奈何地被他帶到了劇院廣場旁的派出所裡，這時，我才明白，原來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數都是他這種德性，他們從不會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態度傲慢而蠻橫。幾乎沒有人會說出自己的名字，最多隻是亮一下手裡的黑色警察證，然後想問什麼就問什麼，問完了便揚長而去。
這一次也同樣。
“語言學校的學生做這種沒有臉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過，你不是不法滯留的人，今天就到這兒吧！喂！不用再坐著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裡有一大半都是這種一見你是中國人就懷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討厭傢伙。但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儘管不情願，我感到我還是必須與這些令人討厭的日本警察們打交道。碰到危險時，我不相信這些傢伙會來真心保護我，但至少可以在與那些與我敵對的中國人和日本黑社會勢力較量時多少起點作用。所以，我一有機會就在警察面前裝出一副“協力者”的樣子來。這，也算是被逼無奈而採取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不過，說句實話，和他們大多數人打交道可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這些傢伙比那些黑社會成員的口氣還要大。
其實，在日本的黑社會成員可以算是最不歧視外國人的一類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們才不管對方是中國人、韓國人還是伊朗人，誰的本事大、誰能夠使他們獲得利益，他們就會和誰一起合作幹事，而且，本來日本的黑社會組織當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鮮後裔。
與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卻對外國人持有極強的偏見。不過，這也難怪，外國人與日本警察的確是發生過很多次極不愉快的交鋒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務，盤查可疑人員時被對方突然開槍打傷。雖然後來證實犯人並不是大陸來的人，而是臺灣的黑幫成員，但這件事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下，還是讓日本社會震驚。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發生用青龍刀砍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