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張邁在這裡，聽到這樣一番將治下民眾分為民、賊的理論一定大大驚訝，這不就是將國民分為“廣大人民群眾”與“一小撮敵對分子”的翻版麼？考慮到楊定國所處的時代，或者不該叫翻版而該叫雛形才對。
其實這種二分法並非近代革命者的創造，在古代社會已經有了很深的思想淵源，楊定國的這番話說將出來，旁聽的張毅、張中謀父子，乃至郭汾、薛復，心裡卻都不怎麼反感，也不怎麼錯愕，未必說他們就贊同楊定國的主張，只不過對楊定國這番話後面的邏輯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本來就有這種觀念。
唯有鄭渭反應比較大，已經皺起了眉頭。
楊定國又道：“元帥經常跟我們說，我們做事也好，用兵也好，都要分清敵我，對於朋友、兄弟、親人，對於百姓，都要有十二萬分的耐心，可是對於敵人，那就不用客氣了，什麼手段都能用！高昌、龜茲的這些賊子不是什麼好東西！現在既然國家缺糧，咱們不妨就派人去將他們暗中控制起來，再派人去提醒提醒他們，若是他們還識相肯合作，那是最好，若是不識相，哼哼！便找個心思活的大員，看看律法之中有哪一條能治他們的罪，將這些賊子給鏟了！人治了罪，他們的存糧便充公！這次缺糧的問題便解決了。我敢保證，像這樣的人手底下絕對不可能幹淨！”
張毅聽得有些錯愕，因楊定國平日處事光明正大，而且品德甚好，無論在疏勒、在高昌還是在涼州那都是有口皆碑，人人都覺得這位“國老”正統得有些古板，張毅是做夢也沒想到他也有這樣狠辣的一面！
鄭渭卻聽得背脊發冷，額角冷汗直飈了出來，要說話甚至喉嚨都有些顫抖。這件事情本來牽扯不到他身上，真辦起來短期來說甚至對他鄭家也是有利的，然而楊定國做這件事情所依賴的思想鄭渭覺得實在太可怕了。
“國賊？民賊？”鄭渭在楊定國還沒說完的時候就想：“高昌的那些商人雖然十分可惡，但都是在現行律法之下行事，可以說他們鑽了律法的空子，不是什麼好人，卻不能說違法。”
他是商人出身，不像武人出身的楊定國那樣心中有著極其明顯的愛憎與極其強烈的道德感。在鄭渭看來，鑽律法的空子以謀求利潤本來就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就是商人在惡劣環境下賴以生存、在順境中賴以發展的最大動力，反而是“毀家紓國”的行為其實才是違反了商人的本性，如果將這種本性視為罪惡，那他鄭家也休想幹淨。
至於楊定國所說的要尋這些奸商一些罪行，一個國家的政權若想要抓一個人的把柄，就算是聖人和佛陀只怕都能被揪出一堆毛病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鄭渭的眼光非庸俗可比，看得比尋常人要遠得多，馬上就想到，若是按照楊定國的這種思路，今天既然“設法”來整治這些奸商，明天就可以用同樣的手段來整治其他人，甚至若有朝一日楊家、鄭家失勢，別人也就可以用同樣的手段來整治他們自己，這可是一條不可輕易逾越的底線！一旦越過去了，後面就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了。
郭汾由於立場的緣故，一時沒像鄭渭般想那麼遠，但也隱隱覺得不是很妥當，說道：“這個法子，做起來應該不難。只是……會否有損我們立國之信譽？”
楊定國道：“事情有經權之分！雖然現在北庭之戰已經結束，但中部的情況卻比戰爭還危險。在這種時候必須當機立斷，從權行事！而且我敢斷言，若是將這些奸商剷除，不但不會有損我們立國之信譽，而且全境之內，無論軍民都會歡呼稱頌。”
張毅也點頭道：“國老此策也有道理。天下之綱常大義，莫過於君臣，然而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臣不可弒君，此為千古大禁，但**之獨夫則當除之而後快。君猶如此，何況商賈？這便是從經還是從權的分別了。高昌、龜茲的那些奸商不顧國困民貧，還在那裡拼命抬高糧價，弄得國家困頓，軍士生忿，民怨載道，若我們趁勢將這些害群之馬除掉，不僅軍心可慰，百姓也必然拍手叫好。”
郭汾聽得有些猶豫，問鄭渭和薛複道：“鄭長史、薛都督認為怎麼樣？士兵與百姓會否反對？”
薛復想了想，很謹慎地道：“士兵們對這種禍國殃民的奸商最是反感痛恨，如果我們事前能夠加以說明，全軍兵將對此是不會有意見的。”他這兩句話其實只是陳述事實，但說將出來卻彷彿薛復也贊同了一般，郭汾也就點了點頭。
鄭渭道：“老百姓多半也不會罵，若將這些高昌大商人剷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