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吃苦夏令營。統一作息時間。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體熄燈。軍營化的管理。目的無他，乃為培育學生高度的自律與團隊精神。歐洲的中世紀家庭，實行的是長子繼承製，長子以下的貴族，都要從軍打仗。嚴明的紀律訓練，性格的自我約束，成為貴族學校的第一要務。儲安平比較中英教育，深有感嘆地說，英國的學校重視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傾向管制。中國的教育卻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縱。放縱的結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國一盤散沙。中國人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而英國貴族教育所形成的團隊精神，是另一個結果：“一個英國人，一個呆子，兩個英國人，一場足球，三個英國人，一個不列顛帝國。”歐洲的貴族傳統，非常重視名譽，名譽高於一切，包括最珍貴的生命。貴族間的決鬥看似野蠻，卻是捍衛自家名譽的不二法門。名譽不是虛榮，它意味著另一種責任，即對家族的責任。每個貴族不僅代表個人，也代表整個家族，其一言一行，都與家族的榮譽休慼相關。在各種*與利益的誘惑面前，僅僅靠個人品性難以抵擋，還要靠家族的集體約束力。一個貴族世家的榮譽，來源於幾代人鮮血凝聚的戰功，不容有敗家子毀於一旦。到了現代，傳統的貴族世家已經式微，融入平民社會，但集體的名譽依然存在，轉化為母校的榮譽感。比如，哈佛的畢業生，一生須謹守哈佛的法則，無愧為哈佛之子。若個別害群之馬有醜聞曝光，當令整個學校蒙恥。母校決不護短，定下驅逐令，將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眾人，不要自取其辱。中國儒家有修齊治平的傳統，歐洲貴族也是從個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對底下臣民懷有保護的責任。中世紀分封制下的貴族，作為一方領地的統治者，其權力之大連國王都不得與聞，但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責任。領主與臣民之間，看似依附與被依附，實乃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若無法保護臣民的利益，盡到領主的職責，臣民們會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領主的勢力也隨之衰落。這一中世紀貴族“為臣民負責”的傳統，到了現代便轉化為“為公眾服務”的精神。一到週末，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貴族名校，皆人去樓空，學生都到社群、醫院、教堂和養老院當志願者，為公眾服務去了。真正的貴族，不是在學校學打高爾夫球，與民眾們拉開距離，以顯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儘量走向底層，接近平民，為公眾服務。奢侈不是貴族的身份標誌，只有暴發戶才需要炫耀性消費，證明自己已經脫貧。真正的貴族雖然有錢，但不在乎錢，更不以聚財和享受為人生目的。他們在生活上是低調的，在意的不是消費，而是慈善。慈善活動才是真正的貴族圈遊戲。在各種賑災、拍賣和捐助之中，貴族們競相攀比的，是他們對社會的愛心，同時也是自己的榮貴身份。在歐洲，英國貴族是開放的、流動的，經過國王與女王陛下的冊封，不斷有各界精英與成功人士，作為新鮮血液補充入貴族隊伍。相比之下，法國的貴族比較封閉、保守。路易十四時代，中世紀的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為削弱各地諸侯的實力，國王繼續授予貴族們以經濟特權，卻剝奪了他們的地方政治實權。路易十四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凡爾賽宮，讓貴族們遷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於上流社會的豪華奢侈之中，從此樂不思蜀，不再關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維爾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貴族階級享有特權，卻不盡公共責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們，欲除之而後快。一個社會的精英階級是否*，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權，而是要看是否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若責任與特權相等，民眾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頓。一旦統治階級只考慮私利。放棄對臣民的職責。甚至荒淫無恥。全然不顧民眾的死活，有貴族卻無貴族精神，便距離革命不遠了。托克維爾還分析說：貴族社會傾向於地方自治。平等社會卻需要中央集權。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的中央集權，建立了一個人心中的平等社會。但這個社會還死死抓住已經被掏空了內容的貴族形式。當貴族們沉湎於花天酒地，不再擔當精英職責的時候，新的社會精英出現了：啟蒙知識分子領導第三等級，透過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個沒有貴族的民主社會。法國貴族之所以滅亡，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一種自我謀殺：在其肉身尚未滅亡之前，其靈魂——貴族精神已經死亡了。貴族精神除了教養與責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最早是貴族對抗王權的口號。當法國的貴族們在凡爾賽宮的花園裡徜徉，在富麗堂皇的舞廳裡，圍繞著國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時候，他們的自由也就喪失殆盡了。大革命後的法國，建立的是一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