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跑到外面，外面是吹得臉生疼的西北風。整個工棚都在向外面噴著濃濃的白煙，不一會兒幾處工棚的煙霧便連在了一起，經常有以為我們這裡著火了跑來看熱鬧的，也有附近的居民找來說影響了他們的生活；還有一次驚動了消防隊，許多輛發著尖利刺耳叫聲的消防車在汙水河邊排了很長很長，王頭兒和另兩個包工頭也因此受到了有關部門的訓責。我們幾個工棚只好錯開時間點火取暖，有時工棚裡冷得凍了多厚的冰，我們也只能穿著衣服把被子緊緊地裹在身上期望能暖和一些。 。 想看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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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已經到來，我們也感到徹底的絕望，雖然王頭兒還沒有回來。吃完僅剩的每人兩個饅頭一碗白菜湯的年夜飯，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裹著棉被躺在床鋪上，冷冷的爐子靜靜地蹲在屋子中央，偶爾有人投來寄予溫暖的目光也被它散發的寒意凝結出一片冰冷。稀疏的鞭炮聲迸濺出一些人對即將到來的年的渴望，也洩露著屬於所有人最幸福時刻的氣息。
將近一個月苦苦的等待在王頭兒們徒勞的奔波與努力下已毫無意義。
王頭兒們與工程隊交涉了許多日毫無收穫，他們一再宣告工程款已全部撥給了承包商，工程隊與王頭兒他們不存在任何關係。三個包工頭在無奈之下只好找到所在地的東區區政府，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幫忙。東區政府有關部門的有關人員告知，修理汙水河是市政府統一管理的一項工程，再說工程隊也是跨區作業，讓王頭兒們找市政府處理。王頭兒們好不容易找到市政府，又被告知這種事歸公安部門管。王頭兒們只好再返到當地的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聽完三人的講述後，說這種案子得到分局去，他們派出所處理不了。於是三人又輾轉找到分局，分局看門的大姐要他們登記，三人都沒帶身份證，看門大姐把臉一拉說道：
"；沒身份證，不能進"；。
任憑三人怎麼解釋，看門大姐一臉嚴肅地回以"；這是規定"；。無奈，三人只能返回工地取了身份證又趕到分局，看門大姐一臉不屑地說：
"；早帶著身份證還用這麼折騰嗎？"；
進到分局的大院，好不容易打聽到報案的地方，接待王頭兒們的警察沒聽完三人的講述便讓他們找經濟科去，三人又迷迷糊糊地找到寫有經濟科牌子的房間，敲了半天沒動靜，一個拿著掃帚掃地的老頭告訴他們，屋裡的人早就走了，明天再來吧。三人灰頭喪氣地離開了分局，在門口沒忘記對看門大姐連說了好幾聲：
"；謝謝。"；
第二天王頭兒們早早就來到分局的大門口，等到上班時發現看門的已換了人，登記完輕車熟路地來到經濟科的門口，敲了好長時間還是沒人，又是那個拿著掃帚掃地的老頭告訴他們，讓他們慢慢地等待，這裡上班的時間沒準。等到十點多，一個威嚴的警察才走到經濟科門口開了門。王頭兒們如看到救星似的向這個威嚴的警察開始講述他們的事，警察用心地聽完說你們這個案子可以立案，但什麼時候能破就不好說了，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是它，因為象這類經濟案子太多了，幾千萬元、上億元的案子都還破不過來呢。王頭兒們又一次感到失望時，那位威嚴的警察問了一句工程隊的單位地址，聽完王頭兒的回答，威嚴的警察說，那應該到工程隊單位所在地的西 區分局報案，而不應到案發地的東區分局來。
王頭兒們沮喪地離開東區分局，又懷著一絲的希望找到西區分局，而他們得到的回答卻是應到案發地的東區報案，而不應到工程隊所在地的西區來。
王頭兒們已記不清怎麼回到汙水河邊的；回來，其實要面對更大的壓力，他們不知道怎樣向在他們身上寄託了全部希望的人們交代。他們每天幾乎都是從工地倉惶逃出來的，他們渴望尋找到哪怕一點的希望，但他們最終感到只是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盲目地、徒勞地轉圈子。工程隊，市政府，派出所，公安分局，市公安局，勞動局……他們被支向一個個中轉站似的部門，又接著尋找下一個不知道什麼結果的部門。在我和路峰得知王頭兒們又被支到市法院時，便自告奮勇地當起領路的。還在建築中的主體大樓，已經完工的我們曾參與的廁所和排汙的設施，當我想起那個沒有見到的包工頭時，也便理解了他曾經的所作所為。然而，王頭兒們從法院得到的結果是必須提供被告人的姓名與地址。他們又找到工程隊，卻被告知逃跑的承包商的姓名和地址全是假的。我說不清三個包工頭是帶著怎樣的心情離開了工程隊的，我只知道另兩個包工頭回到了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