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兩部戲給了200塊錢，那是我第一次拿設計費。那時候200塊錢已經是很高了，很了不得了。四塊錢可以吃一個月包飯，一菜一湯，一塊多錢一袋洋麵。我在學校是半職工半學生。考進劇專上學同樣沒錢吃飯，我就給學校刻鋼板，學校的講義都是我刻我印，學校每月給我四塊錢，正好吃包飯，工作得很好。後來學校離不開我了，每月給我20元錢工資，白天上學，晚上工作，業餘搞學校的各種工作。想想現在年輕人唸書太幸福了。
與父親決裂，闖蕩人生（2）
在劇專我學習也很雜，我在美術學校學了兩年西畫，一年工藝美術，最後畢業是在雕塑系。所以我可以畫油畫，畫水彩畫，畫圖案。設計圖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
中國第一個毛主席像章是我做的，現在在歷史博物館。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做為延安“魯藝”向主席團獻禮，“七大”主席團每人一個，小圓的，是用錫鑄的。
我學舞美，可是我又演戲，後來也搞導演。我這個人比較活躍。“七七”事變，要畢業了，學校留我做助教，我不肯，因為我早想上延安。1936年我就想到延安去，那時候紅軍剛到延安，史沫特萊在延安，我姐姐也在延安，她來信叫我上延安。可我沒畢業，沒拿到證書，所以沒有去。
南京撤退前國立戲專遷往四川，我沒有走。我到了漢口，又沒錢了。到延安沒有路費是不能去的，我暫時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被聘做美工師。
抗日戰爭以後，全國很多電影藝術家都集中在武漢，其中很多大師，蔡楚生、史東山、應云為、袁牧之、陳波兒都在中國電影製片廠，很多劇校的同學也在那兒。我去的目的就是要掙點錢好走，要吃飯，要坐火車也要錢，訂了半年合同。他們說：“從來訂合同沒有訂半年的，都是五年，最少也是兩年。”我說：“你不訂就拉倒。”後來王瑞林找我談：“你非要訂半年就半年吧，藝術家嘛，反正也走不了。”果然我就呆了半年，每月拿薪水，有了錢了，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給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以外，我還演過幾部戲，都不是主角。我演過史東山拍的《保衛我們的土地》、袁崇美導演的《熱血忠魂》還有應云為導演的《八百壯士》。我在戲裡也搞佈景，也演戲，演了三個片子。這個時候，我也從事戲劇活動，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頭劇，宣傳抗日。
我真正乾電影是在“七七”事變以後，從武漢電影製片廠做美工師這個時候開始，真正接觸電影，對電影產生了興趣。
過去我是電影的反對派，非常不贊成電影。覺得電影沒有舞臺戲好，舞臺戲是藝術，很難搞；覺得拍電影很容易，電影用真佈景，選到合適的佈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簡單。那時不懂電影。
我到天雲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還有《迷途羔羊》，謝添在天雲公司當明星，找我，說：“你來吧。”應云為也在天雲公司，導演《生死同心》，他也說：“你來吧。”我說：“我要幹舞臺戲，不幹這個。”
後來我到武漢，接觸了電影，才理解了電影藝術。應該說，這只是才開始學習。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沒時間去搞電影。
參加抗戰以後，我還是搞戲劇活動、搞宣傳工作。那時在敵後演戲、演田莊劇，連舞臺都不要了，在打麥場、街道里、村子裡、院落裡演戲，簡單極了。其實那很接近電影，很真實。
這時候我跟張仃組織抗日藝術隊，搞藝術宣傳。當時抗日藝術隊里人很多，艾青、田間都是我們隊的，隊裡有很多搞戲劇、搞文學的。從武漢到西安，從西安到榆林，從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許多彎路才到延安。當時雖然國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們去延安，要是讓國民黨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蟲”和棒子麵
我到延安的時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轟炸以後。延安大疏散，西北戰地服務團（西戰團）跟賀龍的一二○師過平漢路、同蒲路前往晉察冀，這時我參加了西北戰地服務團，一起行軍，走了一個多月。
我記得我參加“西戰團”的當天晚上，行軍到了青邊，在青邊搞群眾晚會，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脫下自己的衣服，換上借來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蝨子，我也不管拿起來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說：“你還不錯，也不嫌髒，真是藝術家。”
抗日戰爭我長了六七年蝨子。蝨子多到什麼程度？冬天穿棉衣，我們那時沒有襯衣襯褲光身穿棉襖，晚上睡覺的時候，把棉衣、棉褲翻過來掛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