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魚是我喜歡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歡吃的，如果不能兩樣都吃，我就捨棄魚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擁有的，正義也是我想擁有的，如果不能兩樣都擁有，我就捨棄生命而堅持正義。生命是我想擁有的，但是還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擁有的，所以我不願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厭惡的，但是還有比死亡更使我厭惡的，所以我不願意因為厭惡死亡而逃避某些禍患。如果讓人想擁有的沒有超過生命的，那麼，只要是可以活命，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呢？如果讓人厭惡的沒有超過死亡的，那麼，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禍患，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呢？
人世間的確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擁有的東西，也的確有比死亡更使人厭惡的東西。這種心願本不只是孟子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過孟子能夠保持它罷了。
“魚與熊掌”的確是我們的生命歷程中經常遇到的二難選擇。想名又想利；沒做官的羨慕當官的權勢，而做官的又羨慕不在官場上的人瀟灑自由。小而言之，想讀書又想打工；想掙錢又想休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難，難在捨不得，難在那不可得兼的東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話，也就沒有什麼可難的了。
活著，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當的欲求，誰不想活著？“義”即道德義理也是人類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價值，人格上的尊嚴，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但是，當二者發生衝突時，決不能苟且偷生，而要“捨生取義”。這兩種不同的“欲”，有價值上的本質區別，因而才有這樣的選擇。這完全是一種自我選擇，其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有內在根據的，這就是情重於欲。有情才有義，謂之“情義”，這是人之所以尊貴的內在根據，也是人的生命的價值所在。如果為了活著而犧牲生命的價值，就是“無義”之人，人而“無義”，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從利、義的選擇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選擇，每一種選擇都是考驗。至少決定了一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
諸葛亮治理蜀國，什麼事都親自過問，楊容曾經勸諫他，說：“作為丞相，您治理方面應有體統，上下不能侵犯。”諸葛亮不聽從。蜀國雖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卻費心勞神而喪生。雖然責任感太重，以致於盡心努力去做，卻實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妙用。不僅從政是這樣，用人也是這樣。要看到別人的優點，用人的過程就是選優棄劣。
作為高層領導來說，只需要挑選中層幹部，提拔任用，至於下面各級基層官員的提拔與任用，應由他們處理，不宜詳細過問。過問就是侵職，就不懂選擇與放棄的道理。
據史書記載，有一天，元順帝在欣賞宋徽宗的書畫。稱讚不已，而奎章閣學士進來說：“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惟獨一件事沒有才能。”順帝問什麼事，他回答說：“惟獨不能當皇帝。他身體受侮辱，國家受破壞，都是不能當皇帝所造成的。凡是當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當好君主，而徽宗卻不是這樣的。”
又有《北窗炙裸記》中周正夫說：“宋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一個做帝王的人，只要當帝王就夠了，一個做宰相的，只要會做宰相就行了，所以仁宗在史載中稱他為明君，而歷史稱丙吉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重要的一點是你要明白，什麼該取就毫不猶豫地獲取，什麼該舍的就毫不猶豫地放棄。
如何培養自尊心與自信心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求索才能得到，當然求索有一定的標準，不能違揹人性的需要。要想成為一個超古越今、頂天立地的聖賢豪傑，只有從強烈的文化意識裡，從堅強的歷史意識裡，培養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從人性的覺醒，從理性的覺悟裡，樹立起超人的人格與道德，使人能成人、使人與禽獸有所區別，這也就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所在。
從中國歷史文化上看，這種剛健精神、積極精神，既是儒家精神，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歷代都以儒家思想作為正統的主流，而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悠久歷史之所以能綿綿不絕，實在是有賴於儒家思想起了砥柱作用。每當社會處於危險時期，儒家思想總能力挽狂瀾，起弊振興。有人認為從宋代以後，中國民族之所以衰落，就是真正的聖賢豪傑不多，使得人們喪失了祖先發揚光輝的古代中國精神。從知識階層來說，也喪失了古代儒家的真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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