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和隔閡來自於我們根本不懂而自以為很懂的政治原因。
課不可能復起來，因為我們六六年就該畢業，無書可讀了。革命卻要不斷的鬧。到校才幾天，“校革籌”就宣佈了下一步的“鬧”法——畢業分配，四個面向。班上幾位紅五類早已面向藍天，到蘭州入伍當空軍去了。還有幾個到工廠、升學校的名額該給沒走的“紅五類”或別的次一等的“紅外圍”去分了。毫無疑問，我只有面向黃土，下農村。不過當時還講究個“自覺鬧革命”，須得你自己報名申請。
終於有人報名了。班上第一個如果除去韓凱詩，（他早在十月隨全市第一批自願者去了靖縣。）就是王源釗了。我是劫數之內的，聽說湖區比山區好；我找楊覓知商量一下，決定還是早報為好，去常德縣牛鼻灘。
楊覓知和我兩年多來形影不離。他的家庭我不瞭解，我們在一起玩，從不打聽對方的家庭出身，似乎都怕傷了對方的面子，但有一種朦朧的感覺，使我們互相視為同道。早在初三讀書時學校貫徹階級路線，我們就預感到前途堪憂，正好又看了部電影《軍墾戰歌》，便萌發去新疆的熱情。我們在圖書室翻了不少有關新疆的資料，看到一篇關於石河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勞模王宗漢的報道，於是寫了封信給王宗漢。請他幫我們聯絡去新疆。不久，回信來了，他給我們的滿腔熱情潑了盆冷水。那報紙上的勞模不見了，他勸我們不要來支邊，那裡不象電影裡唱的，邊疆無處賽江南。現在一想，這個王宗漢真是位實實在在的農民漢。他其實不回信也算是盡了良心了，他怕因他的事蹟誘導我們誤了前程，回信給我們講真話，勸我們莫去走西口，那是受苦人的歸宿，他就是從陝西流浪去的。但是我們少年氣盛，去新疆的念頭始終纏繞心頭。
六七年二月，趁著串聯坐車不要錢，又一次煽起熱情，還邀了韓凱詩跟我們一起走。臨上車前一刻，韓的媽媽追到車站。站外廣場的燈光暗淡，她好容易尋到我們，就象生離死別一樣，流著淚把韓拉回家，還把我們數落了一頓，弄得我們跟人販子一樣難堪。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和楊覓知面面相覷，豪興頓挫。誰都是父母生的，我和楊覓知上了火車，各想心事，一晚無話。到了武漢下車玩了七天，又回來了，再提不起到新疆的話來。
現在下鄉就不是我們想不想去的問題了，非去不可。你能挑選的只是湖區、山區。正當我們還在七想八想，卻沒想到，沒過幾天，史山明竟毫不猶豫地宣佈，他要下農村。這實在是意外，他的出身那可是在班上紅光四射的。雖如此，聞革兩年中他卻是紅五類中唯一跟我們經常來往的朋友，他身上一點都沒有那種自來紅的氣息。他報名下農村，對我們似乎是個小小的安慰，畢竟我們這批人的家庭不是清一色的２１種人，替我們遮了醜。史山明報名下鄉是因為他在學校最亂的一段時期，把學校的鋼印搬到自己家去了。什麼假證也沒造，為自己掙了個幹壞事的嫌疑，受到工宣隊的壓力，所以36計，走為上計。這在我們看來，真不算事，他都說要走，那我們還等什麼？於是我們不再想它湖區山區，三人一起報了名，哪裡先走去哪裡。加上李歌聞、施長松，還有早打定主意的王源釗，全班共六人去了洞庭湖畔的牛鼻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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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子身上衣
2、遊子身上衣
一根藤上的瓜，四姐（莽莽）的命運決不會比我好，她也是她們學校首批下放物件。班上同學兩年多來的派仗，以及我下放異鄉，家裡不放心，促成她決定了跟我下到一起，到牛鼻灘去。家裡人都覺得姐弟在一起比一人一處要好。我無所謂，十八歲的人了，我不會需要她的照顧。但是兩人在一起，讓家裡人放心，這倒是確實的。莽莽比我大幾歲，那時認識到底比我正確些。
家裡一下要走兩個人，氣氛越來越沉悶。安置行頭也是個大問題，多買一隻臉盆都要擠壓全家每月開支的很大一部分空間。
我的行裝極簡單：一塊塑膠布包著一床棉被，裡面夾了幾件衣服；一口皮子穿了洞的小皮箱；一把小提琴。這是我全部的家當。莽莽比我的還少，她沒有琴。媽媽當然想給我們裝備齊整，但她無能為力，家裡就這麼個狀況。我大慨是覺得我應該有點辦事的能力了，於是就斗膽要求學校開張證明，說明我家兩人下放，無錢置辦必要的生活用品，想找父親單位借點錢。學校很痛快地開了。
我拿著這一紙證明到了醫院。先找爸爸。其時“牛鬼蛇神”正集中在醫院的地下室。我見了他。這時他才知道我們要下鄉。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