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院察看、繼續拖垃圾。這罪名為什麼又要加重，恐怕連醫院自己也不明白，就是階級鬥爭的需要。我走時借的３０塊錢，第二個月就全部扣清，而且爸爸的工資再次削減，每月只發３０元（後來又加了１０元，一直拿到一九七八年）。王源釗、楊覓知的家信也沒有一句佳音，他們的家也是接二連三地往鄉里走人。史山明，本應算是生逢其時，想不到他下鄉不幾天就接到家裡的電報，竟是向他報喪，他父親因病去世。
那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我們燒稻草取暖，圍坐一起，寂然無語。王源釗端著煤油燈，進到裡屋，想找點菸抽解悶。屋裡黑咕隆咚。“啪”地一聲，他把我的小提琴從吊在屋頂的擱板上撞了下來，琴頸被摔斷。1967年，滿大街震耳欲聾的革命造反歌聲中，我偶然在一條小巷聽到有人拉琴，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聲音，把我醉倒，我倚門聽到能背。後來知道那是一首加伏特舞曲。從此我開始迷上音樂，幾個月以後就有了這把琴，是大學剛畢業的二姐夫送給我的。從此就沒有一天離開過它，音樂成了我的第一愛好，我正是從學音樂中體會到自學的樂趣。
琴突然一下沒了，我的感覺就象掉進了冰水中，冷得瑟瑟的。王源釗知道闖禍了，楞在屋裡沒出來。我們進去後，他囁嚅著問我還能不能修好。這隻有帶回長沙試試看了。看著那斷成兩截的殘骸，其實心裡已不存多大希望。禍不單行，史山明的事已夠傷心了。我們熄了稻草火，不再說什麼。睡吧，還有什麼好坐的呢？第二天我們還得送史山明去常德乘車回家，走二十五里路，大雪封住的陌生的路。
天不亮我們就動身。奔喪的隊伍悲哀且嚴肅，一路上默默無言地領教那湖區的汙雪和泥濘。只等送史山明上了車，我們的情緒似乎才好了點。 。。
6、遊手好閒
6、遊手好閒
常德…牛鼻灘…黃溪堰是一個鈍角三角形中的三個角，常德到牛鼻灘有近６０裡水路，想不到離黃溪堰反近得多，才20多里旱路。但是那時離城二十多里就已顯得十分鄉野…沒有電杆，沒有馬路，沒有汽車，沒有飯鋪，沒有商店，甚至連磚房也沒有，只有泥糊草蓋的茅屋和大片的稻田。
迴轉的路上，走到臺家鋪，好容易才見到一座磚房。那是抽水機站，公家的房屋，我們走進去歇歇腳。屋裡沒有一個人，也沒有傢俱，只有一口燻黑的灶，灶上方的牆上掛了一條風乾了的肉，臘紅臘紅，象城裡賣的叉燒。雖然只有幾兩重，可也能為我們的晚餐開開葷。我和楊覓知都看上了它，跳上灶，把它摘下來，找張紙一包，夾在棉衣內，溜出了屋。這是我們頭回順手牽羊，偷東摸西。不過拿回家，那卻是不能吃的，它根本不是什麼叉燒，王源釗說它是一塊“鹽碟”。不曉得那是豬身上的哪部分，反正一刀切下去，豬肝不象豬肝，瘦肉不象瘦肉。王源釗裡手得很，他講吃不得，那就是質檢部門的鑑定了。王源釗父親可能是黃埔生，大概在國民黨裡是個團級幹部，解放後他家自然配享負數的“縣團級”待遇，到了社會底層。街上破鱔魚的、兌豬血的、賣扯骨肉的朋友認識不少，這套生活經驗比我們豐富，我們聽他的。
講起偷東摸西，我們隊的弟兄們比不得八隊的彭小匯、劉國青的手藝高。他們每次去牛鼻灘或去常德從不空手而歸。各樣死的活的，只要進得口的，得便就收。一次他倆到了一家較大的供銷社。營業員坐著烤火，態度冷淡，他們買菸，喊了半天喊不起身，實在氣人。結果遭了報復。這兩個傢伙在店裡僅有他兩人的情況下，竟把櫃檯上一架半導體收音機和一口大玻璃缸用軍大衣一裹，挾出來了，裡面還有大半缸糖果。
彭、劉的豐碩成果只為我們“喜聞樂見”；到底不敢效法。我們屬於小來偷針，大了還是偷針的一類小混混。
李歌聞也在八隊，但是他從不參與這種事。李歌聞是個正派人，現在回想起來，他有極強的生活原則。跟著這幫破罐破摔的人在一起，他保持了潔身自好。跟他比起來，我們差得遠。可惜他離開我們太早了。他是招工上來後得胃癌去世的。
黃溪堰大隊大約有6000多畝水田和上千畝湖荒野地，分為16個生產隊，幾乎每個隊都安排了幾個長沙知青，絕大部分是同一個學校的同學，早認識，相互交往就沒什麼特殊的感覺了。只有13隊、14隊的，她們是長沙21中的，並且是女同學，在這裡真要算客。我們三中是男中，懂事起就沒接觸過女同學，見了她們就跟寶玉見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只想找她們玩，又不知如何接近。只嘵得她們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