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易俗”，任何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都必須走上移風易俗這條路。尤其是中華大地，幾千年傳統道德風俗，已經與舊社會舊制度融為一體，很難適應工業時代。
用唯物主義歷史觀來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相適應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若是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麼是摧毀生產關係，要麼生產力發展嚴重受到阻礙。
就像中國古代一些經濟繁榮的盛世，一直僅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未成功的蛻變為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發展的寫照……
儒家社會一直在提倡“以孝治國”，這種孝已經不是父母兄弟之間的關懷，而是一隻束縛和奴役，家族靠孝奴役族人，朝廷靠孝奴役官員，官員靠孝，奴役子民。
而以孝治國的儒家社會，最講究宗族關係和葉落歸根。人們傳統的觀念，無論是當官，還是經商，皆是為了將來在家鄉買田產，衣錦還鄉。這種社會的倫理道德，對於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巨大的阻力！
試想，工廠主一旦賺了足夠的錢，就解散工廠，帶著自己的積蓄回到鄉下，工業技術如何能夠持續的被積累？官員、商人們賺了足夠的錢，也將資本帶到鄉下購買田產，城市化如何能被推進？
因為儒家社會的種種風俗束縛。中國儘管在唐宋時期，已經擁有了工業革命前夜的技術水平，但是總是“資本主義萌芽”，就是不能開花結果，變成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裡面，可不僅僅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侵，打斷了工業革命發展程序。
事實上，與中國儒家思想治國，中國恐怕永遠不能邁入工業國家的門檻。因為，儒家思想天生就是為農業社會設計出來的制度。
當然了。儒家社會將孝道演變為奴役之道。破除這種陋俗，也並不是說以後就不孝了。而是要將之推演到工業社會、法制社會的孝道。
於此同時，道德僅是社會的束縛力量，讓人類不至於瘋狂。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終究是科技、工業、資本等等“生產力”。
孝道只能是社會的一種私人品德，不能作為統治階層的標準。比如，儒家社會能夠拿著政敵不孝來文章，讓政敵下野，無疑是很可笑的。
政治家。歸根結底是考驗期職業的能力和值得道德，而非是私人品德。講究私人品德的話。二戰時期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是花花公子，而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私人品德卻是聖人一般無暇。最終歷史給予雙方的評價，私人品德非常好的希特勒是惡魔，花花公子的羅斯福、丘吉爾是偉人。
為了推廣新的社會風氣，特區的公務員要求讀《國富論》、《資本論》，這兩部與後世牛人著作同名，但是卻是肖圖白自由發揮，塞了很多“私貨”的著作，卻是全面的闡述了經濟學常識。和科技、工業對於社會的影響。
對於17世紀20世紀而言，肖圖白的理論，可謂是最權威的經濟學著作，直接能夠指導人類社會，工業化、蒸汽革命、電力革命、資訊革命，這幾個歷程的技術發展、演進路徑。
而為了潛移默化的改變特區下一代青年的思想，特區的義務教育。教科書上著重講述了中國古代發明、創造的技術牛人，卻是將儒家理論和學者們進行淡化了。
孔子在特區新式學校的教科書上，僅僅是一個很普通的古代教育學家，其功其過。經過客觀評價，而並不會將之神話為聖人。孔子最大的成就，主要是在於教育，在春秋時代普及教育，對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但是，孔子的思想本身，被教科書批判，已經嚴重跟不上時代，阻礙了工業化進城和華夏民族對外開拓進取。
與此同時，特區的教科書上，抬高了墨子、公輸班兩位春秋戰國時期的大科學家、發明家，盛讚兩者對於中華古代木工、冶煉、建築等等多項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至今中國還在使用的一些手工業工具很多都是這兩位牛人發明出來的。以及對於他們在數學、光學、聲學、力學等等自然科學的發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而孫武、管仲等等春秋戰國時期的傑出名人，地位也被抬高了很多。尤其是，管仲在特區被尊為“中華古代經濟學鼻祖”。
對於管仲政治思想的解讀，在特區的媒體上，已經成為了慣例。稍微有一點見地的管仲思想解讀，皆能夠在報紙上獲得刊登發表。
孫武的《孫子兵法》裡面戰略思想，在特區也備受解讀。不但，《孫子兵法》被用在軍事上，而且商業、經濟等等領域的價值，也被許多學者挖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