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人世，便不可控制，將不知會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據《三國演義》，在曹操的指揮部裡，楊修的職務並不高，看來，曹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禰衡、孔融、崔琰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羅貫中說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為其搶班奪權，頗出了一些臭主意，又都被曹操拆穿，隨便找了一個洩密的理由軍法從事。這就是《典略》所說：“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歷史的任何一頁，都會翻過去，說來說去，有一點值得記取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無論政治家，文學家，不管是誰，必須要有真本事，才會永遠。
否則，都是扯蛋。
。 想看書來
嵇康和阮籍（1）
魯迅先生認為，這兩位文人，“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這大概是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驕視俗人，當然是無所謂的，驕視當朝執政，就有吃不了兜著走的結果。
“竹林七賢”中的這兩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說的“搗漿糊”，“無厘頭”，而嵇康的剛腸疾惡，鋒芒畢露，抵抗到底，不遜不讓，則是北人所說的“較真”，“彆扭”，“犯嘠”，“槓頭”。
當時，司馬氏當政，這兩位文人不開心。因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篡奪曹魏政權。雖然，阮籍於高貴鄉公在位時，封過關內侯這個虛位，任過散騎侍郎這個閒差，雖然，嵇康娶了長樂亭主，與魏宗室有姻親關係，還任過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並非特別堅定的，要誓死捍衛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應該說，誰來當皇帝，這兩位已經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裡去，也壞不到哪裡去。可他們，是有頭腦的文人，不能不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視若罔聞。第一，司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進逼，之欺軟凌弱，之兇相畢露，讓苟延殘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過份了，太不像樣子了，因此，很是看不過去。第二，司馬氏大權在握，箝制輿論，鎮壓異己，不擇手段，弄得社會緊張，氣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囂張了，太過份了，所以，很心煩，很厭嫌，這兩位很有點脾氣的文人，便產生出來這種對立甚至對抗的情緒。
大多數中國文人，在統治者的高壓政策下，常常採取既不敢正面抵抗，也不敢公然唱反調的態度，以不回應，不合作，不支援，不買賬的消極精神，也就是魯迅詩中所寫的“躲進小樓成一統”那樣，儘量逃避現實。
但是，逃避，談何容易，文人在這個世界上，又沒有得了自閉症，怎麼可能感官在受到外部聲音、顏色、氣味的刺激，了無反應呢？現在來看魏晉時期的這兩位大師，阮籍在反應的反應方面，掌控得較為適度，而嵇康在反應的反應方面，則掌控得往往過度。於是，在這兩位身上，聰明的人不吃虧，不太聰明而且固執的人常吃虧，便有區別和不同了。
《世說新語》載：“晉文王（即司馬昭）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嘆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達。”
其實，嵇康與阮籍，是極好的朋友。《晉書》載嵇康“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但他對山濤承認：“阮嗣宗口不言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很是羨慕，很是想學習這位小他一歲的神交之友，很是希望自己聰明而不吃虧，但好像總是學不到位，總是把不住嘴，總是要反應出來。
這兩位的分野，也就成為後來中國文人延續下來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