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為陳獨秀《安徽白話報》的主要作者，文章銳氣十足。但他對孫傳瑗的才氣十分敬重，尊其為“十年以長”。有時做些時評，拿捏不住，總遞過去讓孫傳瑗參考一下。孫傳瑗相對保守，也不多說，就勸他，“你應該找蓍伯去改一改。”而韓衍總是熱情支援，“蠻好，為什麼不能用？就這樣發出來。”孫傳瑗也敬仰韓衍的激進，但具體到稿件上，他的那種沉穩，或者說暮氣，就表現出來了。一定意義上，這還是受孫家鼐的影響吧。
《安徽通俗公報》是宣統二年（1910）十一月停刊的，在這之前，報紙發表多篇文章，揭露了涇銅礦務公司發起人方玉山對外出賣礦權的黑幕，並極力聲援銅官山民眾驅逐英籍礦師麥奎的活動。報紙由此招來對方的怨恨，報館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騷擾。入冬後不久，韓衍在街頭遭人暗算，有人斜衝過來，對他腹間連刺了五刀。幸好發現得早，及時送到同仁醫院，才把一條命保住了。孫傳瑗去醫院探望，韓衍一雙眼睛氣得佈滿血絲，“想用這種流氓手段嚇倒我蓍伯，那也太小看我了！”說話口氣，仍是條血性漢子。但談得深了，多少還是有些傷感，“我們這些人，怕最終還是倒在他們的黑手之下啊！”
上世紀20年代，安慶街頭的舞龍燈表演。
這句話居然不幸而言中，兩年後，1912年4月的一個晚上，韓衍從都督府大院往家裡走，行至同安嶺街頭，再遭歹徒刺殺，因失血過多，永遠倒在安慶這片土地上。此時韓衍的身份，是《安徽船》的主筆，《青年軍報》和《血報》的主編。“以言破壞則血洗乾坤，以言建設則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則以血餞是非！”之後好多個夜晚，孫傳瑗都會在夢中看到韓衍，一口江蘇鄉音，依舊怪怪的硬硬的充滿血氣。從夢中驚醒，孫傳瑗就睜著眼睛，耐心地等著又一個黎明到來。
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農曆二月二十五，孫傳瑗夫人孫湯氏，在同仁醫院，為他們家添了個可愛的千金。這是他的第二個孩子。三年前，也就是在創辦《安徽通俗公報》時期，一位年輕貌美且溫柔善良的少女，走進了他的生活。那一階段，孫傳瑗在報社工作，七事八事特別多，有時候兩人三四天見不到面。但女朋友特別理解，一句多餘的話也不說。之後不久，他們便組建家庭，開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一年後，大兒子孫多拯出世。為這一個“拯”字，孫傳瑗可以說是腦筋費盡。此時的孫傳瑗，抱有遠大理想，既想拯救國家，又想拯救民眾，為兒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報國報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續。女兒的出世，陰陽相沖，多少也緩衝了他思想中激進成分。尤其是韓衍被害，更讓他對這個世界，多了些寧謐、和諧、平靜的渴望。為女兒取名“多慈”，正是他這種渴望的表白。“慈愛”，“慈善”，“慈悲”，“慈祥”，“慈和”，他希望將來女兒能以這仁愛之心，溫暖她自己，溫暖整個世界，也溫暖他這個做父親的。“安慶人都說，女兒是父母貼身的小棉襖，我孫傳瑗也有貼心的小棉襖了！”抱著女兒，孫傳瑗快活地又啃又親，疼愛之情，溢於臉上。
1912年，在江蘇宜興，十七歲的徐悲鴻，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習西畫，未得其途，數月而歸。為教授圖畫於和橋之彭城中學。”他創作的白描戲劇畫《時遷偷雞》，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並獲二等獎。這也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幅作品。
二、 安慶街頭美少女（1）
晚年孫多慈在臺灣，應臺灣“國史館”館長羅家倫委託，繪製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開國元勳的油畫，不知為什麼，只要一拿起畫筆，她的眼前，總是浮起生她養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慶。而平時，有多少次，她鋪開紙，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慶老城畫下來，但始終不敢下筆，那裡承載有她太多愛太多恨太多憂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筆，就把自己對這座老城的印象給沖淡了。
走在臺北街頭，海風拂面，孫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許多莫名的愁緒。她知道，這種愁緒叫思鄉。孫多慈是壽州人，但她並沒有到壽州去過，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時代，都與安徽省城安慶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孫多慈對安慶城的認識，出自她手中的畫筆，出自她從繪畫角度的觀察。
什麼時候對繪畫產生興趣的？記不清了，也許與生俱來吧。稍大一些，大概###歲，就喜歡老模老樣地夾著一個小畫本，滿大街地跑，看到什麼都想把它畫下來。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個暑寒陡生異變的日子。不知為什麼，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