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邊聊天，在我扯著嗓子發母音時她總是搖頭。
“萊奧。”
“你叫‘阿歐’？”
輕柔的尖刺頭會再次搖搖。她也一樣發不准我名字的音節。她總是念成修恩。
“不對，應該是肖恩。”
“修恩……”
所以我就叫她坦，對我來說“坦”這個名字就意味著她是惟一、優中之優、群峰之王，永遠的第一。而她則叫我修恩，就是英語中的陽光。
一天下午她換班了，我問懷特老闆坦德萊奧是個什麼地方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那是個非洲名字，我能從它的發音聽出來，但非洲是個很大的地方。”
“是的。她沒有告訴你嗎？”
“還沒有。”
“等她準備好了就會告訴你的。看來，會計先生，你還真陷進去了。”
兩週後的一天她來到我的桌子邊，在我面前把一張張表格像塔羅紙牌一樣鋪在桌子上。它們是社會保障申請表、收入補助、住房津貼。
“他們說你很擅長數字。”
“他們有些誇大其詞了，不過我可以看一下。”
我翻了一下表格，“你工作時間太長了……他們想扣你的津貼。這是典型的福利圈套。他們讓你幹活卻不肯付錢。”
“我需要工作。”坦說。
最後一張是安置辦公室的收容所搜尋人員表格。我把它抽了出來開啟。她一定看見我睜大了眼睛。
“基奇奇，在肯亞。”
“是的。”
我看到了更多。
“上帝。你從內羅畢出來。”
“是的，我從內羅畢出來。”
我有些遲疑地問：“是不是很糟？”
“是的。”她說，“我很糟。”
“我？”我說。
“什麼？”
“你說‘我’，‘我’很糟。”
“我的意思是它，它很糟糕。”
沉默讓人很不舒服，甚全是致命的。幾個星期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我能帶你去什麼地方嗎？現在？今天？等你幹完活，你想去吃點什麼嗎？”
“我很願意。”她說。
懷頓放她早點下班。我帶她去了唐人街裡一家很有名的餐館——那裡的服務生在你進去前會問你想花多少錢。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當第一道菜端上來時她問。
“嚐嚐看。你會喜歡的。”
她用筷子撥拉著餛飩。
“餛飩不好吃嗎？”
“現在我想告訴你關於內羅畢的事。”她說。
端上來的食物很貴、很豐富、造型也很精緻，但我們幾乎一點都沒動，一道菜接一道菜幾乎原封不動地又撤回了廚房。
坦述說著她的故事：基奇奇的教堂，內羅畢的難民營，民防隊女郎的生涯，恰卡毀了她的家人、她的事業、她的希望、她的家園，幾乎毀滅了她的全部生活。
我在電視上看到過進犯的恰卡。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把它當作自己生活的背景音樂：哦，哇，有個能不斷生長的外星生物控制了南半球；這可太糟了，狩獵旅遊和里約熱內盧的狂歡要泡湯了；真是混帳，下次世界盃足球賽看不到巴西隊了。不過僅此而已，我們真正關心的是下週制桶公司的賬要到期了；緬因路球場的股票正被看好；利率又漲上來了。異鄉了，感傷的異鄉人。另一個人道主義災難。我感受著內羅畢——世界頭號大城市陷落，試圖讓自己相信這不是好萊塢電影，這不是布魯斯·威利在對抗機器人，而是一千二百萬人在被黑暗吞噬。
和我的大多數朋友、同事不一樣，當我想像著恰卡的壁壘向內羅畢市中心的高樓靠近時，我感到身體裡有什麼東西在痛苦地攪動，像是在我心上踢了一腳。沒多久，我已經繞到了粉飾太平的世界背後，看到了真實的生活。現在黑暗已經把真實生活的一支觸角伸向了曼徹斯特的大街上。
在最後一張飯桌的最後一支蠟燭邊坦告訴我她和其他的肯亞人是怎樣來到法國的戴高樂機場，在歐洲限額難民營混亂地過了幾個月——感受著落後、文化衝擊、像狗屎一樣的窮困潦倒，直到在一個陰沉潮溼的夏天到達英國。
聽到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安慰她。後來我說：“你願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隨便什麼東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為說話太多變得沙啞低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