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你不想用它做什麼，基登先生。”他的手捋了捋下巴，“這一小部分是純粹做推測思考用的，但是……”
“但是？”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她完全控制著它。我想——這只是一種理論——透過這個輔助大腦她能夠和毫微處理機互相作用。她可以讓它們做她想做的事。規劃它們。”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我苦澀地說，“這會讓我好過些。”
我帶警察回到家裡。我從書架上拿下坦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書和CD，從抽屜裡取出她疊得方方正正的衣服，從浴室拿出她的日用品，把所有東西裝在她搬來時帶來的兩個袋子裡。我把袋子交給警察，他們拿了它開車離開了。
我永遠沒機會向坦說再見。我永遠不知道她是乘哪次班機，從哪個機場離開，以及何時離開這個國家的。
一張玻璃窗後面的臉——那是我最後的回憶。我害怕的事——令我神經質的，不知來自何處的東西——已經把她帶走了。
坦走後，我很長一段時間都病懨懨的。感受不到陽光，忘記了雨和風的存在，沒了白天或時間的概念，只有一個永恆的、尖銳卻無聲的哀怨縈繞在我腦海裡。同事們有意表現得和平常一樣以免讓我更難過。周圍沒人時，他們會小心翼翼非常體貼地問，感覺怎樣？
“我感覺怎樣？”我告訴他們，“我像是被一顆高速子彈擊中了，我死了，什麼也不知道。”
我讓其他人來接管“我的國度”的財務工作。
懷頓打電話給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講話。他派人送來一瓶牙買加進口的好酒和一張便條：“來看我們，任何時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醫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個所謂以客戶為中心的專家，也就是說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談多久就談多久，他都會聽著。
開始幾次，我談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談，即使是對一個陌生人。但談話還是在不知不覺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終於開始意識到坦只是走了，但並沒有死。她最後一張非洲的照片還貼在冰箱上，我看著照片，看到了一些新東西：在下面，在雲層下的某個地方，坦就在那兒。
認識的微妙改變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像一個在黑暗中尋找自我的人。他以為自己是在一個房間裡，沒有門也沒有窗戶，永遠找不到出路。但他聽到了聲音，臉上感覺到觸控，嗅到了一種細微的氣息。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個房間裡——他就在外面：臉上感受到的是輕風的撫摸；聽見的是夜鶯的歌唱；聞到的是夜晚悄然綻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頭頂——是熠熠群星。
我告訴了戈雷格這些感受，他什麼也沒說——這些自詡以客戶為上帝的傢伙從來就是什麼都不做。但在那次談話後我開始上網尋找坦德萊奧·柏。資訊資源公開法案使我能夠進入移民服務中心的資料庫。
坦已經乘一架秘密軍事運輸機去了蒙巴薩。蒙巴薩的聯合國難民署安排她去了裡寇尼12號——城市南部的一個新難民營。她在11月12日被轉移。
又花了兩天時間我發現坦德萊奧·柏在三個月後去了一個叫北薩布魯的地方。醫學記錄說她身體狀況還好，有些疲勞和脫水，已補充了糖和鹽水。
她還活著。
冬天的第一個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經休息了一個季度了。就在這個星期五，威利給了我一張從網上徵兵署列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變一下環境。”他說，“那些人正在找個管庫存的會計。”
那些人是無國界醫生組織①的。他們在東非戰場需要個庫存會計。
【①無國界醫生組織：以緊急醫療援助為目的的國際民間援助團體。1971年在法國設立。】
我從停在蒙巴薩的飛機上走下來，距離坦被帶走的那晚已經有八個月了。
作為肯亞共和國的首都，最後日子裡的蒙巴薩猶如地獄般混亂——城市的基礎設施癱瘓了，經濟瓦解，海港有一大批船民流離失所，還有超過一百萬人居留在施巴山的裡寇尼營地裡，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為了控制混亂局面開始了一場新的宗教戰爭，恰卡經過坦噶從西部前進到了南部。
就在這些紛繁混擾之間，我——肖恩·基登在做存貨賬目。
在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總部做會計是項很有挑戰、艱苦而又一成不變的工作——我要考慮在哪裡、什麼時候、怎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