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去世了。
四哥在回憶大哥的文章裡曾分析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一個兩重人格的人。”還說：“我從法國回來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我們談了別後的許多事情，談到三姐的慘死、談到二叔的死，談到家庭間的種種怪現象。我們弟兄的友愛並沒有減少，但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他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了。”我幻想要是大哥不那麼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不那麼顧全紳士家庭的面子和架子，逐步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緊縮開支，特別是大分家以後，從老公館搬出來，獨自一房過活開始，量入為出，不再去敷衍別人，遷就別人，即使經濟上遇到那災難（指銀行倒閉），也還是有法子可想，仍然可以活下去，窮一點苦一點又有什麼關係，頂多跟有錢的親戚少往來一些就是了。他死後我們不照樣活了下來。根本用不著去維護那虛偽的舊禮教的那一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