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也有二十多元的收入，花銷根本不成問題。家出名門，到處受人尊敬，但花錢素來大方，慢慢手也就用散了。每逢商場中的店家到了什麼新貨，或見到了時髦的新鮮玩意兒，總喜歡買回家，送人或留著自用。有的店家還不用付現款，立有摺子、戶頭，逢年過節或一定時間再結賬付款。不習武術（大哥幼年時跟三叔保鏢學過耍刀、打拳）了，來個運動健身。我家是舊式公館，一進大門有個全用大石板鋪砌成的大空壩子，他也買了個皮球來踢踢，還備有網球拍，房間內更有樣式新奇的木製體操用具。一九二九年他帶同七哥（三叔的兒子）一道去上海看望四哥，回來時更帶了不少東西，單是送給自家人和親戚的各式各樣的皮鞋就裝了一口箱子，還有不少衣料和其他東西。帶回了兩架鋼針、鑽石針兩用的新式方形盒式留聲機，近百張唱片，諸如勝利、高亭、蓓開三大唱片公司灌製的京戲、大鼓各名家的唱段，流行歌曲等等，加上大大小小外國音樂唱片。這些東西最受歡迎，給家裡平添了不少熱鬧。我因此從中學會了哼京戲，記得不少唱段，像餘叔巖的《珠簾賽》、言菊朋的《汾河灣》、夏山樓主演的《武家坡》等等。他死後唱機連同唱片全部折錢抵還部分欠債給一個親戚了。使我不勝惋惜。
從上海回來後大哥也改穿起洋服來了，更表面地新式化了。西裝是在成都北新街一家叫“恆謙”的西服店定做的。夏季裡身著太陽呢上裝，白色大翻領襯衫，下穿白法蘭絨起藍色小方格的長褲，白帆布皮鞋，頭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時還特別手拿一根“司提克”。他個子不高，身材勻稱，面貌清秀。鼻子楞楞的。出門之前先在堂屋內大穿衣鏡前整容一番，真算得個一表人才的十足漂亮紳士。
我出世時，沒見到父親，他去世了剛兩月。到懂事起，方知大哥才是我們一家之主，對內對外都聽他的。有時連我母親也要讓之三分，尊重他的意見。在舊社會封建大家庭裡她畢竟是個“女流”，不曉外情，又是個後母。加上“長兄似父”的明訓，我對大哥從小就懷有一種敬畏之感。應該說他對我們小弟弟們要求是比較嚴格的，仍照老規矩行事，必須先在我家書房讀上幾年古書。原來任教的是我們的湯姓大舅公，太老了。就多方託人聘得一位比較嚴厲負責的中年人來任教席。我硬是由大哥領著走進書房，在照有紅色蠟燭、繫有紅色桌圍的大方桌上擺設著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前行過大禮，再向新教書先生叩頭跪拜。因之我進新式學校也較遲，還是屢向母親提出要求，拖延好久才取得大哥的同意，並作了從小學高一念起不許中途跳級，要循序而漸進的規定。頭兩年上學都有堂弟的老家人陪送，中午持飯折去一家指定的飯鋪吃一餐，自己身上不許帶有零錢。調皮的堂弟深感不自由。想起有一次我初中畢業的小哥哥，同朋友在外玩，深夜方歸，事前沒跟家裡人講過。大哥問他去哪兒了，他不直說，撒了個謊，說去看戲了，經大哥一問，問出了漏洞，他轉不過彎來，死不承認。大哥因而生氣，怕他在外交上不好的朋友，遂手執雞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親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說清楚，否則按家法從事，要替父親教訓他。後來經母親從旁一再勸導，他才說出原來是同一個朋友到彈子房打檯球去了。當時真把我嚇得膽戰心驚，深深感到大哥這位長兄的嚴厲一面。
大哥喜愛京戲，自從春熙路新建了個春熙大舞臺（據說是鳳祥銀樓的老闆投資興辦的，他就常去那兒看京戲，家裡還備有一把京胡放著。有時我們也常跟著他去看戲，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遺囑上還說過生日那天特別請全家人去看戲。我還記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會新民電影院看電影，片名《馬介甫》，是據聊齋上故事改編的。我們坐的是樓上正廳包廂第一排，我剛拔過牙，把頭枕在他大腿上橫躺在椅上，從欄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著了，流出一灘口水溼了他的衣衫。他也沒怪我。他從上海回來也給我買了一雙黃色生膠底的皮鞋，後來還替我跟堂弟一樣做了一套西裝，去吃一家親戚的喜酒。這使我感到他做長兄的仁愛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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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中的大哥（4）
從上海回來後又曾跟親友合夥開辦過一家書店，取名啟明書店，專賣當時上海一些新書店出版的新小說。最初設在昌福館內，好像就在原陳鬱庵辦的華陽書報處原址，後改遷到祠堂街離少城公園不遠的一處街面房。祠堂街那時有好幾家書店。堂兄七哥擔任經理，沒開設兩年就關閉了，我家因而分得不少書，而這些書在三十年代前期白色恐怖下不少都變成禁書，怕惹禍，我母親不止一次地命我們燒燬了不少，那時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