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什麼吶？！”後來看看正文，我媽沒對老封產生太大成見，但顯然對我很不滿意，覺得這是我所有訪談中最不思進取的一個，我媽忿忿地說：“怎麼連給孩子餵奶都說上了？也沒談文化也沒談學術，這還叫‘###’啊？越平越反！”
老媽的話提醒了我，看見自己，最難的還是看見自己的反面。那些生命中隱秘的歡喜和憂傷，那些曾經的脆弱和蒼涼，那些水銀瀉地叮咚作響的人性與率真，那些相關於靈魂而無關乎世界的色彩和音響……
這一冊《總編訪談錄》，讓很多人透過老封的眼睛看見自己，看見自己的反面。
私底下我叫老封“新城兄”，約他最多的一句話是“喝酒去啊？”
他的回答都一樣：“那是一定的！”
我們喝過了北京、廣州、長沙，下一場酒一幫人約在雲南，無關講課，無關約稿，彩雲之南，浪擲流光，看千年茶馬故事碰撞在觥籌之間，醞釀一些天地精神，大美不言。
我想，很多接受過老封訪談的人，都願意和他喝酒。
（于丹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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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冕：兄弟，你總是有備而來
我很幸運得到一個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週刊》。
說來話長。1993年我辦了一張報紙——《晨報》。在廣東電臺工作的竇文濤帶封新城來《晨報》炒更，文濤當編輯部主任，他當執行主編。我看他在報眉上為一些新聞事件做點評，精闢而點穴到位，看出來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蘭州大學高材生，還是一代詩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聞的經歷，是正規軍，而我卻只是個讀滿小學的人，土八路。
後來，文濤去了鳳凰臺，我覺得封新城這人很對路，說服他辭職過來當總編，這事對他來說可是人生的重大決定。將才難得，我只能添油加醋地給他描繪了雜誌的燦爛未來，讓他“上當”。誰知，他聽也不聽，“你是做夢的人，我做事的人，沒別的吧？我幹活去！”說完掉頭就走。呵呵，話沒好好說，悶葫蘆一個。他就這麼任何條件也不講就上任了。
認準了，我搭臺，戲就交由他去唱。從此，樂得我逍遙自在，想飛哪就飛哪。他卻悶頭守在家天天開會天天罵人。在《新週刊》待過的人都說他是“暴君”，沒有一個沒捱過他罵的，奇怪的是，捱罵的人卻又恨他又愛他。也許是工作、家庭壓力大，他在同事聚會時常喝大酒，醉得滿地爬，我很是惱火：瘋了，這人怎能這樣？那時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後來，看不順眼，自己也喝起酒來，比他更瘋，何止是滿地爬呀！在《新週刊》，沒醉過的人很少，一醉起來就沒大沒小的，人與人也沒界線了，像家裡人。莫名的，這也成就了《新週刊》的一種氛圍，簡單、純潔，是非分明。
有時，他罵爽了連我也罵：老頭你太沒譜了，一點原則也不講。哦，我可以吞下這口氣，因為他說對了。我極少干涉他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週刊》封面做得狗屎一般難看，就逮住機會丟下一句：“有沒搞錯呀，這樣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說完，我把雜誌狠狠摔下掉頭走人。他氣不過也走了，給我發一簡訊：老頭，我不堪重負，休假了。我又於心不###，討好他說：好吧，等你回來！十天後他還是回來了。這是他個人在《新週刊》12年最長的一次休假。他把心思與精力全交給《新週刊》了。
他對部下的嚴厲是人所共知的，靠罵，罵出一本刊物的新天地，無形中也建立了一本雜誌的道德標準和專業態度。
有時，他向我抱怨，說命苦，這輩子給幾個屬蛇的纏住了：我、他老婆，還有我們的老闆趙新先。我勸他：不是說蛇盤兔輩輩兒富嗎？有啥可抱怨的嘛。封新城屬兔的，比我小十歲，想不到他也找了個比他小十歲的何樹青當接班人，我也希望他能超脫點，我們都會老去，會有幹不動的一天，世界仍然是年輕人的。這也是《新週刊》對待人才的胸懷。
更沒想到的是，近來這“悶葫蘆”滿腦主意，在謀劃《新週刊》遠景的同時，不聲不響地弄了個“總編訪談錄”，採訪那些個社會精英。奇怪，他變了，每次飯酒間開始滔滔不絕噴話，口才大長，他兜售許多精彩的言論和觀點，再也不是那些破碎的家長裡短了，一口一個道理，突然你就覺得這人長高一大截，有了思想的高度。我納悶了，心裡嘀咕著：思想家都是像馬恩列斯那樣的大腦袋大鬍鬚，而他不是，個頭矮，小腦袋。他透過這種訪談汲取了許多社會精英的營養，與人對話，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