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方式。吳秀英在盈虛坊先做奶媽，後做鐘點工，就工作性質而言都是幫傭。與其他體力勞動相比，幫傭的工作環境相當特殊，他們進入別人的家庭。面對別人的家庭人際關係，有時甚至要進入這種人際關係。他們的服務既要周到細緻，又要內外有別。這是上海對這一行業帶有明顯地域特點的文化要求。作為一個外來人，吳秀英在工作實踐中很快領悟並認同了這一要求，成為別人眼中勤勞、善良、本分的幫傭。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腳，並逐漸紮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兒許飛紅日後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徵。她絕對是那種“拎得清”的人物。能把人生收支賬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須付出什麼。為了得到馮景初，她接納了來歷不明的馮畹丁；為了保住守宮，她搶先讓吳阿姨一家住進客廳。她大事不糊塗，嚴格要求馮景初與常衡步劃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連辭退奶媽也做得仁至義盡，滴水不漏。不過，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嗎？
地域文化的基礎標誌則在方言。文化是一種交際溝通的形式，語言是它最細微的表達方式，方言則是地域文化最細微的表達方式。中國地域遼闊，方言有無數種，文字卻只有一種。而且許多方言沒有相對應的文字。對於中國方言區的大部分作家來說，語言與文字的這種隔閡就成了寫作過程中巨大的障礙。在寫作過程中，他們首先要把方言轉換成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文字，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損失殆盡。如果使用方言寫作，又會使方言區以外的讀者難以理解——特別是北方語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話、廣東話，外來人基本無法聽懂——同樣無法傳遞地域文化的韻味。這種兩難選擇長期困擾著方言區作家的寫作，而《》則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小說敘述語言基本採用普通話，而人物語言則儘可能多地運用方言，特別是已經比較廣泛傳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猻”、“蠻靈光”、“勿入調”、“啥辰光”、“不作興”、“等一歇歇工夫”，“這點點事體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灘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裡邊的事拿到弄堂裡去練舌頭的”，“萬一事體弄穿繃，真就沒有落場勢了”。還有一些是具有濃郁上海地域語言結構特點的語言，比如“外人不好勸的”，“我好回去了吧”。再有就是一些民間俗語，比如“你就連皮搭骨一道說出來”，“不要看他腦門寬大，卻是隻實心高莊饅頭，任你再新鮮的餡子也塞不進去了”，“你心好，前世修來今世福。你這個千金多少出挑呀”。其中也包括吳阿姨常說的那些老古閒話，諸如“受人滴水，報之湧泉”，“欲求於人，必先下之”，“莫道閒話是閒話，往往事從閒話出”，“巧作不如誠拙”，“你這才是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呢”。這些生動鮮活的語言在小說中俯拾皆是。既營造了濃郁的上海方言風味，又是絕大多數讀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兩棟花園洋房，三戶煙火人家。王小鷹以此為經緯編織出了大上海里弄裡六七十年的社會變遷，塑造了三代不同階層、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將方言融入小說的成功嘗試。成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現。
不應被遺忘的人群
在今日中國，一切都迅猛發展，各行各業的人們眼睛盯著“前沿”，目標追逐“高階”，那些沉寂在“前沿”之後、“高階”之下的群體鮮有人過問。就拿教育來說，升學率、高考“狀元”、著名教授、博導等等，搶佔著這一領域的高地，民辦教師，早已是個無人問津的人群。劉醒龍再次提起這個特殊的群體，顯然與“飛速發展”的當代教育相隔甚遠。然而，他卻堅持透過自己的小說告訴人們。大廈之下的泥土仍然非常珍貴。長篇小說《天行者》再寫民辦教師，既是對他從前被人叫好的中篇小說《鳳凰琴》的續寫，更是他始終念念不忘一個被人遺忘的人群。民辦教師，這個在今天已經很難記起的群體，在中國的教育體制當中扔然發揮著難得的力量。
在“民辦大學”作為現代教育的一部分四處出現的情形下，劉醒龍卻想告訴人們，在傳統教育體系中“寄生”的“民辦教師”仍然具有堅定的存在理由。教育的發展並沒有使他們的命運真正發生改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存更加艱難了。小說的中心人物張英才，可以說是無數民辦教師中的典型代表。他是高考中的失敗者，無奈之下，他接受了當一名民辦教師的安排，而且是到界嶺這樣一個鳥都飛不進的山窩裡，他的努力目標就是要為“實現界嶺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堅實基礎”。小說圍繞著這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