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到戰役、戰術思想，都落後於現實需要太多。
只有自己手中刀矛鋒利、弓硬箭遠而不是甲厚壕深，不懷好意者才會敬而遠之。中國到了必須徹底更新國防戰略，並以此鍛造新型軍隊、建立新型軍事體系的時候了。就大戰略層面而言，如果繼續墨守國土防衛、刻舟求劍地準備誘敵深入，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淹沒想象中的敵人，無異於束手交出中國的和平發展權，自我圍困在陸地上不戰而敗；就眼前的局勢而論，將再一次錯過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機遇，從而落在世界21世紀列強的後面——歷史的教訓已經證明：國家將因此陷入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
中國為什麼需要新型軍隊（4）
（二）在現代資訊化、空中化戰爭中，我軍若不思變連國土防衛的傳統使命也難以擔當
一個成功的國防和軍事戰略，首先要具有有效的威懾效果，而威懾又源自其基本的實用性。
在1997年出版的日本《軍事研究》中，有一篇名為《自衛隊尖閣列島反擊計劃》文章，透露了“一旦中國軍隊駐防釣魚島後，日本自衛隊反擊作戰的詳細計劃”：“透過切斷補給增援，孤立釣魚島，削弱守島部隊，然後實施登陸作戰。在進行攔阻作戰和達到封鎖目的的同時，使用戰鬥轟炸機和武裝直升機摧毀釣魚島上的火力陣地，一個連的空降部隊實施空降，3—4個連的舟艇部隊由正北面登陸消滅敵軍奪回釣魚島……”戰役計劃周密，戰術決心堅定。
2006年5月，中外媒體相繼爆出：日、美今年夏天舉行的聯合軍演中，將以釣魚島列島的黃尾嶼為靶島進行火炮試射。筆者無暇置評間隔10年的這兩則訊息的時事因由，但它卻不能不讓我再一次思考：日軍的那個奪島計劃以及日美炮擊釣魚列島，竟完全無視釣魚島背後不遠處的中國數百萬大軍，很顯然我軍事戰略的威懾性在此地未能體現。這只是個例，類似的還有東海、南沙等許多事件。
認真理論起來，我國現行以國土防衛為核心的傳統軍事戰略，歷史上並未完全起到“國土防衛”的作用，原因在於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國家尚未實現完全統一，我大量的海洋國土，仍處於被外國侵犯和佔領的狀態。既然是“國土防衛”，一定應該是包括海洋國土在內的全部“國土”。而在進行真正“國土防衛”之前，我應先收復和解放這些“國土”，但要完成這一工作，還是今後相當長時期國家神聖而嚴峻的任務。怎樣釐清收復、統一和守衛的關係？怎樣釐清本土守衛與外島守衛的關係，還是軍事學術和理論層面的重大課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的兩位政治學教授安德魯·內森和羅伯特·羅斯，在1997年出版的《長城與空城計》中評述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軍隊時說：“儘管有豪言壯語，但是人民戰爭加上核武器是一種反映出中國弱點的戰略。假如當年發生了最壞的情況——蘇聯或美國入侵，人民解放軍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從最樂觀的角度來看，人民解放軍可能不得不把大面積的領土讓給入侵者，打一場代價高昂的、結局不能肯定的持久戰爭。入侵者更有可能不會落入中國設下的陷阱，而是沿著邊境發動有限的入侵，對中國的工業中心實施空中打擊，使人民解放軍沒有多少辦法進行報復。兩個超級大國之所以沒有入侵中國，更多的是由於蘇美都擔心在同中國交戰的同時，又彼此開戰。後來則是由於中國的核威懾，而不是由於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威力或高超戰略”。
我並不認為兩位美國教授對中國國防和軍事戰略的理解完全正確，但他們設想的情況——對方只“發動有限的入侵，對中國的工業中心實施空中打擊”，“不落入中國設下的陷阱”，的確是傳統人民戰爭理論的一個時代缺陷。設想中的情況由於種種複雜因素的作用都沒有發生，中國也因此沒有發現這一重大缺陷，依舊不太注意常規報復手段的努力。安德魯·內森和羅伯特·羅斯說：“毛去世的時候留下了一支龐大的、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軍隊，它遏制了別國對中國領土的進攻。但是他的人民解放軍更多地屬於一支在很大程度上由步兵構成的、維持國內穩定和邊防安全的軍隊，而不是現代化軍隊。它在朝鮮的常規戰中取得的成功較多地是依靠兵力規模和思想動力，而不是依靠複雜的戰術或先進的武器……常規武器的劣勢阻礙了北京跟蘇聯在河內爭奪影響力的能力。由於缺乏軍事力量投放能力，中國在1988年末同力量較弱的越南軍隊在南中國海交手以前，甚至不曾打算保衛它宣稱屬於自己的那片領土。最重要的是，中國在70年代和80年代與蘇聯相比在軍事力量上所處的劣勢，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