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文字。全書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憂中所思，思中帶憂，讓讀者在豁然開朗中又有一種沉重感。當然，作者在激情中進行理性思考，在憤慨中舉起正義之旗，思想湧流中也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詞，衝出“八股”的論說中也會有過於刺手的尖利稜角。但瑕不掩瑜，如同清風在吹散霧靄時難免會帶起一些沙塵一樣，矯枉有時也需要過正。處於學風浮躁、文風日趨“沙漠化”的氛圍，理論文章有一點“刺手的稜角”，或許更有利於防治機體的麻木。
古往今來，大凡仁人志士，多有憂國思強之情。在“激烈競爭、無情淘汰”的時代，這種憂思之情更甚。正因如此，從一定意義說，有憂思，才有創新。屈原賦《離騷》，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國語》，孫臏修《兵法》——傳世佳作，皆發於憂思。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大變革，人類的未來充滿著不確定性，國家安全環境令人堪憂。中國一定要走向富強，但前進路上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我們發展的目標有多高，宏圖有多大，遇到的風險就有多高，挑戰就有多大。我們面前存在著希望和危機，只有充分認識危機，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機，本身就是一種危機。我們前進途上有機遇也有挑戰，只有充分認識挑戰，才能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捕捉機遇；不能充分認識挑戰，本身就是一種挑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支軍隊來說，最需要的是氣，是民族誌氣；是精神，是進取精神，奮鬥不息的創造精神。“哀莫大於心死”，精神之火的磨滅是最可怕的。於是可以說，危機和挑戰是好事，是激發軍隊、民族進取精神的外部動力。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敵戒》一文中說得好：世人“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憂；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看來，理論家多一點憂患意識，少一點空洞的說教，才是常理。惺惺惜惺惺，讀戴旭的大作，引發感慨之言，權做對“憂思”的回應吧！
李炳彥
序（1）
一位具有大師氣質的戰略家
20世紀80年代，我注意到中國軍隊有一位眼界開闊、思維超前的軍人，叫劉亞洲。在他《惡魔導演的戰爭》中，把機械化戰爭最後的輝煌和資訊化戰爭最初的震撼展現在長期陶醉於古老傳統的人民戰爭勝利和對世界軍事發展無動於衷的國人面前。他以優美的文學形式表達了“明天的戰爭”觀。上個世紀末，我在《讀書》雜誌上詳細介紹了用自己超前觀念大規模創造了歷史的“坦克戰之父”，德國的古德里安將軍。今天，一位有著真知灼見卻無法在戰場施展其抱負的中國軍人——戴旭上校躍入我的視野，給我以驚奇！如果說劉亞洲是20多年前吹響了中國軍事思想天際第一聲變革的號角，那麼戴旭就是跟隨這聲號角發起衝擊的前鋒。
思想的天空百鳥爭輝，軍事思想先驅冷酷凜然如蒼鷹一樣翱翔于思想的天際不是偶然的，一個民族的優秀素質、或者說一個偉大的民族終究要在軍事思想領域發射出獨特的光芒，如中華民族的孫武、日耳曼的克勞塞維茨、美利堅民族的馬漢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當世界新軍事革命以塹壕、鐵絲網、機關槍加重炮的陣地戰樣式向以空中打擊與坦克叢集協同的運動戰樣式轉型時，在歐美國家的軍人行列中湧現出英國的富勒、利德爾·哈特、法國的戴高樂、艾迪安納、德國的古德里安、蘇聯的圖哈切夫斯基、義大利的杜黑、美國的米切爾等傑出人物，他們超前的思想都影響了自己的國家，甚至影響了歷史。
似乎是世界軍事史上的規律，大國面臨軍事革命時，都會出現一兩個先驅型人物，對傳統僵化的軍事思想體系發起全面衝擊，他們往往會遭受軍隊保守勢力的壓制，因為陳舊僵化的思想體系已經成了保守群體的衣食父母和榮譽之源，掀翻陳舊的軍事思想，他們就淪落為思想的乞丐。所以，這些先驅者註定要被害怕淪為、最終一定會淪為思想乞丐的人們圍攻。先驅者個人命運雖然充滿坎坷和不幸，但他們的出現卻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智慧在軍事領域的標誌，克勞塞維茨曾認為：偉大的軍事統帥和軍事思想總是誕生於較高的文明。
中國抱殘守缺的歷史傳統、流蕩於學術界的某些官本位意識、指令性課題主導學術的傾向，資本對學術的一些侵蝕，正在扭曲著當今的學術環境；“在這樣一種異化的學術氛圍中，在一些條令、規定、紀律編制、鑄就的銅牆鐵壁”中，平庸者熙熙、誤入歧途者攘攘，更有濫竽充數者浪得“一流軍事戰略家”虛名混跡國家報刊、電視，淪為舉國上下之笑柄。然而，戴旭超然於渾噩之上，天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