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來講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國家經濟形勢很好，工農業生產發展迅速，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大鳴大放”，民主氣氛空前活躍。下半年風雲突變，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掀起全國性的“反右”鬥爭，將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打入了在劫難逃的深淵。沈萊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倖免。第一個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兒子沈輯丞。與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輯丞“不樂仕進，任情不群”，好發議論，凡是看不慣的事都要說上一通，這在公私合營後的裕民廠就顯得頗為突出。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會主義學院舉辦學習班，沈輯丞參加了為期3個月的學習。受“大鳴大放”的影響，沈輯丞在學習班上大發議論，一會兒講“中國民主政治其實還不民主，美國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會兒又講“資本家其實是將本求利，經營不好連本錢都要賠進去，傾家蕩產。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辦廠辦店，賺點錢多麼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麼剝削”等等，於是反右運動一開始，沈輯丞就在廠裡被揪了出來，定為右派。
據沈光權回憶：由於沈萊舟先生是全市商業系統第一個帶頭搞公私合營的，當時市領導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在沈輯丞被定為右派前，還特地委派劉鴻生先生的兒子專程到東湖路沈府與沈萊舟打招呼，說沈輯丞在廠裡“民憤極大”，看樣子是保不住了。當時工作組想把沈輯丞定為反革命，定為極右分子，市裡都沒有同意……沈萊舟沒有回答，只是說自己老了，病了，兒女之事也就隨他們去了…… 自然他也謝謝了劉鴻生先生的奔走與好意。結果沈輯丞被定為右派，上海的這一批右派總共有幾千人集中起來被送到長風公園去“勞動改造”。他們手挖肩扛，開挖了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個人工湖，並用挖出的爛泥壘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據偉大領袖毛澤東剛剛發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詩句，湖定名為“銀鋤湖”，山定名為“鐵臂山”。許多上海人孩提時代都去遊過銀鋤湖，登過鐵臂山。但大夥兒在歡快之餘又有誰想過這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苦痛與辛勞呢？挖完了湖，壘完了山，沈輯丞回廠以後繼續監督勞動，只是工資從400多元降到了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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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夢 1（5）
但是在大連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運就遠不如沈輯丞那麼幸運了！
前已說過，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動要求到大連去參加東北建設的。大連金洲毛紡織廠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蘇聯紅軍佔領東北時，最好的裝置幾乎全部被蘇聯人拆了下來運回到蘇聯，剩下的僅是一個空殼子，一副爛攤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寶貴的熱忱和豐富的知識，與全廠工人一道，幾乎是白手起家，將光洲毛紡織廠建設成為東北地區最先進的毛紡織廠。他幾乎年年有發明，年年有創造，屢屢被評為工廠和地區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氣同老二沈輯丞一樣，瞧不起庸人，喜歡發表議論。在大鳴大放期間說了蘇聯人的一大堆壞話。當時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攻擊蘇聯便是攻擊社會主義，罪名可大著呢！於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東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處理起來卻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節，沈輯丞已經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帶著新婚夫人到上海來度蜜月，小兩口喜氣洋洋，沈萊舟和王敏珠夫婦也難得地露出了笑容，還給晚輩們以及親戚朋友發了紅包。似乎一切都是風平浪靜。但沈光茂一回大連，隨即被定為“極右”分子，並被送到北大荒一個名叫缸窯口的煤礦裡挖煤，九死一生，吃盡了苦頭，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廠裡。
王敏珠極少與自己的丈夫生氣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礦裡去挖煤時，她難得地與沈萊舟先生髮了一頓火，說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兒子。但“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沈萊舟先生又有什麼辦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兒沈萬紅在上海出生，隨後被她母親帶回東北。但僅過了一個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後王敏珠一直將沈萬紅留在自己身邊，親自將她帶大。老兩口對孫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也算是對受盡苦難的四兒子光茂的一個小小補償吧！
沈萊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開會也不像以前那麼多了，他煙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卻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幾杯，就連中午也要喝上一點。宋朝詩人賀鑄在《病後登快哉亭》一詩中所描繪的“病來把酒不知厭，夢後倚樓無限情”的情景同樣出現在了沈萊舟先生身上，他掛念著自己的孩子們，也掛念著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他主動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