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監，因此就住在那宿舍裡。
——我一直猜，不知道和《第二爐香》裡的羅傑安白登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有一點影子呢？
在小說裡，羅傑是一個40歲的大學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學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與舍監，就住在學生宿舍附近，便於照應，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傻子。因為娶了一個不知性為何物的純潔女子而被誤會，被不由分說地冠上*的名字，最後鬱悶地開煤氣自殺了。
小說裡關於校園和宿舍生活的描寫、學生們利用舍監疏防出去跳舞、對舍監的取笑等等，顯見是取材於張愛玲在港大的生活，讓我不由得犯了對號聯想症。
可惜沒找到任何資料證明這些妄猜，也許有人考據過，誰知道呢？我連“影樹”也沒找到，更遑論羅傑教授了。
這位現實裡的工程師、港大老師、男生宿舍的舍監、李開第的朋友、張愛玲的監護人是福建人，國語不太純熟，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種鳥，叫什麼……”
愛玲略愣了愣，反應過來，自己先笑了：“鷺鷥。”
“對了。”那舍監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對於母親曾經去過香港與自己相聚的這一段往事，張愛玲後來極少提及。她一生的文字裡，更是從沒提過母親有男朋友，是張子靜的*讓我們窺知了真相：
“另外我表哥還透露，我母親那次回上海，帶了一個美國男朋友同行。他是個生意人，四十多歲，長得英挺漂亮。名字好像叫維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見過母親這男友的，但她從沒對我說過，也沒在文章裡提起。……我母親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們去了新加坡，在那裡蒐集來自馬來西亞的鱷魚皮，加工製造手袋，腰帶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淪陷，我母親的男友死於炮火。這對她是很大的打擊。她在新加坡苦撐，損失慘重。一度行蹤不明，與家人失去聯絡。後來才知她去印度，做過尼赫魯姊姊的秘書。”（張子靜：《我的姐姐張愛玲》）
張子靜和母親、姐姐、姑姑的來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對許多事的記憶不是從別處（比如表哥）聽來的，就是從張愛玲自己的文章裡理清的思路，事實上到底是怎麼樣的，其實早已記憶不清，很多時間與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黃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後文接著便是1946年回國，使我一直錯以為這期間張愛玲與母親是不可能見面的。
然而也曾產生過一次懷疑，就是張愛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張看》時在自序裡寫過——她在港大時，有一次炎櫻說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請看電影，拉著愛玲一起去。那朋友是個帕西人，原本只買了兩張票預備自己和炎櫻看的，見到張愛玲，立刻窘起來，把票塞在炎櫻手裡，又將一包煎麵包一併塞給她們，便轉過身匆匆地走了。愛玲心裡很不是滋味，看著電影，不知所云，吃著麵包，也如同嚼蠟。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學歲月（8）
後來炎櫻給她講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說她小時候住在香港，有個鄰居麥唐納太太，嫁過幾次，有許多孩子，同這帕西人認識，鬧著要給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兒宓妮嫁給他。帕西人也願意，可是宓妮不願意，宓妮那時只15歲，還在讀書。她媽媽騎在她身上打，硬逼著嫁了過去。22歲就離了。
愛玲立刻想起媽媽來——也是被迫結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離了婚。
後來她終於見到了那個宓妮，是在一間廣東茶樓，宓妮請炎櫻吃飯，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擱糖的*茶，清苦、甜香。她看著宓妮，想著她和媽媽相同的身世，不自覺地從她的臉上讀到了媽媽的輪廓，一樣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著迷地看著，十分傾慕，一頓飯吃完了，仍然覺得像。
她寫道：“炎櫻見過我母親，我後來問她是不是像，她也說‘是同一個典型’，大概沒有我覺得像。”
——當時我覺得奇怪，炎櫻是什麼時候見到她母親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報》刊出《傾城之戀》上片特輯，見到張愛玲寫在《傾城之戀》公映前夕的一封簡訊，才恍然大悟——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還是遠東的里維拉，尤其因為法國的里維拉正在二次大戰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淺水灣飯店去看我母親，她在上海跟幾個牌友結伴同來香港小住，此後分頭去新加坡、河內、有兩個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後，我每隔十天半月遠道步行去看他們，打聽有沒有船到上海。他們倆本人予我的印象並不深。寫《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