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餐具扔進水槽之後，我挑出一套橄欖綠布西裝，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燙工整的襯衣，和一條黑針織領帶，抱著它們坐在客廳的空調機前。
電視裡新聞播音員自以為是地斷言今天將達到本夏最高溫度。我關掉電視，走進隔壁哥哥的房間，從龐大的書山裡面找出幾本書，歪在客廳沙發裡讀起來。
兩年前，哥哥留下滿屋子書和一個女友。未說任何緣由便去了美國。有時她和我一起吃飯，還說我們兄弟倆實在相似得很。
“什麼地方？”我驚訝地問。
“全部。”她說。
或許如她所說。這也是我們輪流擦了10年皮鞋的結果，我想。
時針指向12點。想到外面的酷熱，心裡不免有點發怵，但我還是繫上領帶，穿好西裝。
時間綽綽有餘，加之無所事事，我便開車在市內緩緩兜風。街市細細長長，細長得直叫人可憐，從海邊直往山前伸展開去。溪流，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磷次櫛比的房屋，綿綿不斷的圍牆，幾家還算漂亮的餐館，服裝店，古舊的圖書館，夜來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園——城市總是這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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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著山麓特有的彎路轉了一陣子，然後沿河畔下到海邊，在河口附近下得車，把腳伸到河水裡浸涼。網球場裡有兩個曬得紅撲撲的女孩，戴著白帽和墨鏡往來擊球。陽光到午後驟然變得勢不可擋。兩人的汗珠隨著球拍的揮舞飛濺在網球場上。
我觀看了5分鐘。隨後轉身上車，放倒車座的靠背，閉目閤眼，茫然聽著海濤聲和其間夾雜的擊球聲，聽了好一會兒。柔和的南風送來海水的馨香和瀝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體的溫存，過時的搖擺舞曲，剛剛洗過的無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菸時的甘美，稍縱即逝的預感——一幕幕永無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夢。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時來著？），那夢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臨。
兩點不多不少，我把車開到爵士酒吧門前。只見鼠正坐在路旁護欄上，看卡薩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問。
鼠悄然合上書，鑽進車，戴上墨鏡：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嘆口氣，鬆開領帶，把上衣扔到後排座席，點上支菸。
“那麼，總得有個去處吧？”
“動物園。”
“好啊。”我應道。
28
談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長、並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覺的城市。
前面臨海，後面依山，側面有座龐大的港口。其實城市很小。從港口回來，如果驅車在國道上急馳，我是概不吸菸的。因為還不等火柴擦燃車便馳過了市區。
人口7萬略多一點，這個數目5年後也幾乎沒變。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帶有小院的二層樓裡，都有小汽車，不少家有兩輛。
此數字並非我的隨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統計科每年底正式發表的。擁有二層小樓住房這點確實夠開心的。
鼠的家是三層樓，天台上還帶有溫室。車庫是沿斜坡開鑿出來的地下室，父親的“賓士”和鼠的“凱旋TRM”相親相愛地並排停在那裡。奇怪的是，鼠家裡最有家庭氣氛的倒是這間車庫。車庫甚是寬敞，連小型飛機都似乎停得進去。裡面還緊挨緊靠地擺著型號過時或厭棄不用的電視機、電冰箱、沙發、成套餐具、音響、餐櫃等什物。我們經常在這裡喝啤酒，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
對鼠的父親，我幾乎一無所知，也沒見過。我問過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乾脆：年紀遠比他大，男性。
聽人說，鼠的父親從前好像窮得一塌糊塗，此是戰前。戰爭快開始時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學藥物工廠，賣起了驅蟲膏。效果如何雖頗有疑問，但碰巧趕上戰線向南推進，那軟膏便賣得如同飛了一般。
戰爭一結束，他便把軟膏一古腦兒收進倉庫，這回賣起了不三不四的營養劑。待朝鮮戰場停火之時，又突如其來地換成了家用洗滌劑。據說成分卻始終如一。我看有這可能。
25年前，在新幾內亞島的森林裡，渾身塗滿驅蟲膏的日本兵屍體堆積如山；如今每家每戶的衛生間又堆有貼著同樣商標的廁所用管道洗滌劑。
如此這般，鼠的父親成了闊佬。
當然，我的朋友裡也有窮人家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市營公共汽車的司機。有錢的公共汽車司機也未必沒有，但我朋友的父親卻屬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