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事件，這樣一個人絕對是一個外形上比較壯碩的漢子；而在“我奶奶”回孃家的時候，他又在高粱地裡將“我奶奶”強姦了，他身上還需具有一股匪氣，有著一般男人所沒有的氣概和力量；同時，大概還應該有相當不俗的外貌吧，否則，以“我奶奶”那般的花容月貌，又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怎麼心甘情願去做這件事？
將諸多因素擺在一起考慮，沒有比姜文更合適的人選了；更何況，學生時代姜文就是張藝謀的“小兄弟”。
“第五代”導演和他們的前輩在工作作風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說戲”和“侃戲”的區別。此前的導演往往是在要拍某一場之前，將相關演員叫到自己面前，分別向他們說戲，將自己對這一場景的理解、要求以及需要達到的目標告訴演員，啟發演員在表演時發揮和把握。在這一過程中，演員並不參與劇情的創作，也不需要考慮劇本是否存在某些問題，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將導演的意圖準確生動地貫徹。但到了“第五代”導演，這一點根本改變了，拍攝前導演會召集演員以及相關主創人員在一起侃戲，他們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術語，叫“攢戲”。
所謂“攢戲”或者“侃戲”，其實就是一大幫人坐在一起預習第二天要拍的戲。以前，相關的戲是由劇本作者和導演設想好的，演員只要背臺詞和臨場發揮。但“第五代”導演的風格是：在沒有拍攝完成之前，劇本絕對沒有最後定稿，一切都有可能改動。以前拍戲，劇本作者、導演和演員之間缺乏互動，尤其缺乏對劇情的溝通。“第五代”導演改變了這一點。劇情是演員演的，許多時候，劇本作者設想某些劇情很可能對情感、邏輯、自然等諸多因素把握並不準確，尤其是臺詞，劇本作者想象中是可以的，演員具體演的時候卻有語氣接不上來或者情感調動不起來之感。觀眾看戲也往往會發現這類破綻，比如發現演員在不該哭的時候哭得一塌糊塗，吵架尚沒有進入狀態便已經動手打了起來等等。讓演員和劇作者以及導演等在一起攢戲，彌補的是以前戲中的“假”。再者，正所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幾個人在一起攢戲，說不準誰就能有一些好點子。《一個和八個》以及《黃土地》的拍攝過程中，張藝謀就出了很多很好的點子，遠遠超出了他當時作為攝影師的工作範疇。
張藝謀在當導演之前，有四部戲。前三部戲他都是和“第五代”導演一起攢的，第四部戲《老井》是和前輩大導演吳天明一起攢的。顯然，張藝謀從吳天明身上又學到了很多東西，這就使得他當導演的條件更加成熟，對於導演手法方面的瞭解、感知也更加全面。
“爺爺”“奶奶”大膽地往前走（2）
拍攝《紅高粱》時，張藝謀將這種攢戲的方法帶了過來，並且在後來的導演工作中一直堅持運用。
這種攢戲的做法還成就了另一個名導演，他就是姜文。
多年以後，姜文回想起當初和張藝謀的合作，心生感激。其中最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在攢戲過程中姜文完善了他的電影夢，也成就了他作為“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
姜文拍《末代皇后》以及《芙蓉鎮》已獲得了很大名聲，而《紅高粱》則讓他走向了國際舞臺。正因為如此，張藝謀在姜文心目中，始終都是一個師傅加兄長的形象。
選誰來擔任《紅高粱》中的“我奶奶”九兒，是一件令張藝謀頗費思量的事情。
選演員這件事，張藝謀委託給了副導演楊鳳良。1987年的初夏，楊鳳良一直為這事兒忙得不亦樂乎。這一天，他們再一次來到中央戲劇學院，找了很多人打聽，也蒐羅了一大批照片和簡歷。正準備離開的時候，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李文化的女兒、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學生李彤對他們說：“如果要選九兒這個角色，我覺得整個中戲只有二年級的鞏俐最合適。”
楊鳳良聽了這話覺得奇怪，問她為什麼這樣說。李彤說，她看過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對九兒這個人物印象特別深。加上她自己是學導演的，對中戲的學生特別關注，她感覺鞏俐活脫脫就是一個九兒。聽了這話，楊鳳良立即返回表演系，去找鞏俐。不料，當時鞏俐正在廣州拍一個電視短片，一時回不來。
楊鳳良給在西安的張藝謀打了個電話。張藝謀答覆，那就先看一看照片。李彤沒有鞏俐的單人照，只是找出一張鞏俐和全班同學的合影。張藝謀後來說：“人頭跟米粒似的，看不清。但在中戲找人打聽，幾乎所有人都說，要說合適還是二年級那個鞏俐最合適。因為見不到鞏俐本人，所以我決定再見見別人。這時我的副導演楊鳳良碰到史可，覺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