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工程師。在被解僱幾分鐘後，他在矽谷的銀行停車場中開槍自殺。令他感到憤怒的是，在銀行解僱他之前，他一直在培訓來自新德里的工人來取代自己。①與捍衛全球化和外包的經濟學家所聲稱的相反，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結論說，外包對美國工廠和高技術工人來說是一場災難。對美國中產階級和消費經濟來說，外包也是一場災難。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工資一直停滯不前，美國公司的收入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國公司的現金充足，但卻不願意發給它們的工人”。②美國CEO們的補償金近年來大幅度增長，因而工人與高階管理層之間的工資差距進一步加大。例如，透過優先認股權，美國第一資本投資國際集團（Capital One Financial）一位C＇EO的補償金將近2500萬美元。這與美國普通工人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遇到的是失業、工作不穩定和工資停滯。
最低工資是美國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基準，但9年來卻一直沒有變動，維持在每小時5美元左右，並且在未來兩年內把最低工資逐步提高到每小時美元的提議仍然遭到了美國國會的反對。美國擁有大學學位的工人也好不到哪裡去。根據美聯儲的一份調查，從2001~2004年他們的工資幾乎沒有變動過。
外包在美國並不是非法活動。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強大的公司及其CEO們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只是藉口節約成本把工作轉移給數萬公里外的外國工人時，美國的公民——在美國接受教育和培訓——為什麼會無能為力？美國公眾還反對對那些由外國工人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