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寫作很當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當真。這所藝術學院給不了你們任何人天賦，但拿教授當真的人，至少能從教授那裡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樁事講完而不會把別人屎都煩出來。
第27節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請信和我的成績單擺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親自起草，精心修改的兩頁紙的推薦信展開，擱在那張黑色的大辦公桌上。系主任讀著，一面聽翰尼格講述我即將喝西北風的經濟絕境，那個厭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來，滿頭殘存的銀髮間隙中，露出赤裸的頭顱，表層有點溼意。震驚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終是美國的公眾良知的象徵，對貧苦階級和第三世界有著豐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審訊，書稿被查抄。因而在他聽說就在他的系裡，竟存在著一個我這樣的赤貧階級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轉椅轉向窗外。他受到震驚往往就這樣，“噌”地一擰身子，讓皮轉椅載他去看芝加哥鉛一樣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眾生。在系主任七十歲的視野中，在他憤世嫉俗的心情裡（就像他剛聽到一個有關我的貧窮生活感到的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變得滿目瘡痍；尤其正對著他視窗的一座世紀初的建築，它背面荒涼得令他想到舞臺景片的背後——那是永遠不打算示人的一個剖層。系主任在這時會蹙起濃眉，他的長眉須微妙地抽搐，他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麼。他至少可以消減他系裡這份赤貧。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籤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裡具體化。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出現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將一筆不大的遺產捐到這個系來，他在遺囑裡闡明他的錢只由這個系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系主任慶幸系裡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裡。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畫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裡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名字叫恬菁。因為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著陸時，來洛杉磯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幾歲，長著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頭髮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髮式。我當然知道他頭髮的顏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麼樣。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麼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捨心而無處去施捨。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裡，花園修得整齊，游泳池裡一片枯樹葉也沒有。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倒時差的當夜我在凌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著她的豪宅。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侷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裡翻東西吃喝。冰箱是不鏽鋼面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它大得足夠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我從裡面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然後我端著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開啟。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裡。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麼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擱著一個雞尾酒淺漏斗形的杯子，裡面只剩了個酒底。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裡踱步。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裡鑽出始終討他們歡喜的少女。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她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