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而京師在上次淪陷以後又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昔日的天子腳下，今日卻成罪惡淵藪。
為解決內憂外患，宗澤採取了三大策略。
第一條就是峻法治盜。他傳下嚴令：為盜者，贓無輕重，並依軍法處置。宗澤在兩河威望素重，執法又嚴，不久上下盜賊漸息，治安情況日漸好轉，並惠及臨近州縣。農民開始歸家，商人也重新活躍。
第二條是在峻法治盜的同時，將已成氣候的盜群收以為用。汴梁城破以後，各地起事者不計其數，這些人或為抗金之義軍，或為擾民之流寇，而大多數則是抗金擾民兩不誤——畢竟這些起事者大多人本來就是一群餓得沒辦法的農民，這些人聚在一起以後沒有像曹廣弼這樣完善的後勤補給系統，除了劫掠之外便沒有更加方便的辦法了。曹廣弼起事之後雖然敞開大門招攬義軍，但由於銀術可大兵壓境，所以忠武軍不得不將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守戰上，對義軍只是來者不拒而已。有曹廣弼在北部做緩衝，使得宗澤擁有了一個收服義軍的時機與形勢，加上他身具名份、威望、職位三重優勢，汴梁又還有三四十萬擔糧草可以養兵，所以一豎義旗招納流寇義軍拱衛京師，登時附者如雲。如河東王善、京西楊進均號稱擁眾數十萬，前後都為宗澤所招解甲歸降，宗澤動之以忠義，威之以軍令，養之以積糧，化盜為兵，只數月間便有數十萬人拱衛於河南河北諸郡縣，道路為之一安，抗金力量也為之一壯——這些強盜出身草莽，敢拼敢殺，如果部勒得法，戰鬥力可比北宋末年的禁軍強多了。而寇盜一變成軍丁，中原的地方便安寧下來，汴梁與登州之間的商道也重新繁榮。
第三條便是分遣兵馬，依據地形在汴梁城外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築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慢慢地陝西、京西諸路人馬均願聽宗澤節制，兩河人馬一旦有了一箇中樞加以調動，金人的馬足便大受限制，再難以像之前那樣說來就來，說去就去，而宋軍也在這種形勢下打了幾場區域性的勝仗。
在宗澤的努力下，不但中原地面又短暫地恢復了寧定，上黨忠武軍的壓力也大大減低了。
由於宗望的去世，金軍東路軍在河北的佈局出現了一個新舊交接的空隙，所以河北方面的壓力暫時有所緩解。只是河東早被宗翰視為囊中之物，上黨又是晉東南的戰略要地，所以宗翰萬萬容不得曹廣弼佔據上黨，但上黨地勢險要，曹廣弼又守禦得法，因此銀術可幾次強攻都無法將忠武軍擊潰，最大的戰果，也不過是佔據了隆德府一半的地方。銀術可攻勢強盛時曹廣弼便在上黨北部堅壁清野，又派山地兵迂迴襲擾銀術可的補給線；等到銀術可兵勢見軟，便派精兵出城邀戰。這一帶都是山地，曹廣弼的兵力並不比銀術可弱多少，又佔據著地利人和，所以能與銀術可週旋。
等到宗澤將中原經營起來，金軍勢力稍稍北退，劉錡又以兵力逼近金人在河北的據點，上黨的東面、東南、正南、西南四個方向就都變成了後方，曹廣弼得到宗澤的聲援後趁勢反擊，將戰線逐漸向北推去，終於將銀術可逼出了隆德府。同時陳楚等漢部的官辦商人趁機大肆活動，將兵糧武器源源不斷地送往上黨。林翼手頭金銀甚多，東海的物資來多少他便買多少，在短短半年間便囤積了數十萬擔糧草，上黨人口也越聚越多，其中光是作戰隊伍便達到八萬之眾。
一時間，整個中原變成了一個大戰場，聽命於南宋政權的兵力接近百萬之眾。當然，這數十萬人良莠不齊，其中大部分面對金人實是不堪一擊，但其中幾支主力隊伍的戰鬥力卻已日漸強大，如果讓曹廣弼的忠武軍、宗澤的汴梁軍、王師中的登州兵以及秦隴的西兵連成一片，那金兵再要南下牧馬就沒那麼容易了！由於曹廣弼、王師中和陝西的兵馬這時都願意聽從宗澤的節制，所以在這段時間裡中原諸路兵馬的行動竟比靖康年間的兵力佈置更顯得有條理，中原的戰爭形勢也再一次朝著向南軍有利的方向展。
在這種情況下，宗澤開始佈置諸路軍馬意圖反攻，又連連上書請趙構北上，以振軍心士氣。陳正匯聞報頗為擔心，對楊應麒道：“如今中原士氣如虹，若是趙構乘機北上，一旦戰勝，只怕上黨士民，甚至登州軍民都會歸心。”
楊應麒嘿了一聲道：“若他這樣有種，那我也認了。”
不久訊息傳來，趙構不但不敢進兵北行，反而南逃，同時又不斷派遣使者前往宗翰、宗望軍中，希望能割地求和。
陳正匯和陳顯分別在津門與塘沽聞訊嘆息，登州、上黨無論士林還是兵將更是大感失望，宗澤心中懷憤，不久竟然積鬱成疾，這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