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雖然只是蜻蜓點水。比如魏鶴齡扮演的老王和趙丹扮演的陳少平去請律師想打官司，整個過程不足十分鐘的戲，他們對律師事務所的陳設的好奇，和幾句簡短的對話，就將貧富不同階層的差距，以及他們和律師完全不同的思路，表現得既生動又沉重，揭示了當時社會的普遍真相。我在看你的《世界》時，也常有這樣的會心，比如溫州女子做假冒名牌服裝，世界公園縮微景觀這種仿像的東西，包括趙小桃提的手提袋上的名牌商標都無言地陳述著時代的真相。甚至，我覺得《世界》裡趙小桃發現男友的手機簡訊秘密後的沮喪，以及最後兩人煤氣中毒，都讓我看到了中國早期電影不動聲色又處處皆禪的餘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10）
賈樟柯：尊重世俗生活是我們大陸電影沒有延續下來的香火。我覺得，整個革命文藝是通俗加傳奇的模式。首先是通俗，流行文化，特別是在沒有文化的底層人當中容易傳播，《白毛女》就是這樣。再就是要傳奇，脫離世俗生活的傳奇，山洞裡一躲就是多少年，或者就是生離死別。
今天很多的電影其實是革命文藝的延續，甚至是紅衛兵文化的延續，它改編了，改包裝了，成了商業片，實際上核心裡面仍是。比如說《英雄》，我不是批評張藝謀，我不太認同他對權力的看法，如果有個簡單的現代文化背景，你不可能拍一部電影去為權力辯護，我覺得這個很可怕。這個東西本身，是跟紅衛兵文化是一脈相承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我覺得觀眾對具有法西斯性特點作品的熱愛也是讓人感覺很吃驚的，我現在很討厭說“這個東西很有力量”。當然，有力量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往往我們所說的力量是法西斯性。我一聽力量就害怕，你究竟談的是哪種力量？有人說，“這個電影太有力量了！”那個力量是哪種力量？是法西斯性還是其他？你要說清楚，別用一個力量就概括了。什麼都有力量，不說話沉默也有力量，生活裡面遇到問題解決不了也有力量，解決了的也是力量，打、砸、搶也有力量。
我覺得有非常多的癥結出在文化傳統被中斷，出在對“文革”的負面影響消除和反省得不夠。我覺得很危險，可能曾經呼吸到“文革”氣息的人都老了，包括我自己，“文革”結束的時候我才六歲，現在都三十五歲了。重要的是“文革”的影響還在，而且經過改頭換面，經過包裝以後，仍然是那麼強勢，這是讓人很擔心的。
再反過來看《馬路天使》同樣是一部左翼的作品，它對人的親和、對普通人生活的那種愛，我覺得真是好東西，有階級立場的電影不等於要取消掉人的日常生活。
人的困境是永遠的
王樽：在你拍攝的電影裡面，焦點都是對準小人物、尋常百姓的生活。我注意到，你選擇的十部喜歡的電影，也多是表現某個小人物的困境，比如像《死囚越獄》整個就是一個被囚禁的人試圖衝破牢籠的努力，某個人或某個階層的人被封閉，然後試圖衝出去，個人和環境和外界的衝突。不知道你是有意還是無意，選擇這些電影跟你生活的經歷有沒有一些潛在的聯絡？
賈樟柯：我覺得跟我直接的生活經驗有關係。因為我看到太多人和事都處在個人的困境裡面，不管那個時代是怎麼樣的，個人的困境是永遠的。比如今天是最美好的時代，每個人生命經驗裡面最美好的時代都不一樣，而且每個人的時代都是最美好的。我覺得我最美好的時代是看那些錄影片的時候，你想想1984、1985年，在汾陽看錄影片，和人家打架完以後，轉頭就可以從路邊書攤裡買到尼采的書。
但是那麼好的時代裡面人人都有困境，可能十塊錢就能“困”住一個人，可能一百塊錢就能“困”住一個人，可能當兵不當兵就決定了個人一生命運的選擇。所以我覺得我身邊的人都很被動，生活裡面選擇的餘地不多、折騰的餘地也不多，折騰來折騰去，不就是高中考不上去當兵，就這麼一點選擇嗎？我覺得這是年輕人一種普遍的情況，這也是中國人普遍的情況，真的沒有那麼多選擇。
《任逍遙》在戛納首映的時候，我出席一個記者會，有個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的記者發問，那個記者站起來就說：“我特別討厭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是一個謊言！我們現在大陸年輕人學電腦、學英語、出國，生活多姿多彩，為什麼你不去拍那些人，而只是拍這些人呢！？”中文說完，這個記者又用英文說了一遍，我真是覺得無言以對。當時我告訴他，這兩個孩子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他們就處在這樣的情況裡面。後來，我回來就想，其實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