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睡著後不知怎的就從兩根帶子之間滾下地來。當時摔醒了，但沒有覺得有什麼，立即又爬上去睡了。第二天，發現包廂裡一個茶杯的把斷了，顯然是我昨晚造成的。祖父、祖母慶幸我沒有碰傷。我當時覺得很不好意思，認為是“出笨”了，並認為是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那時受的教育是不能損壞公物。乘務員來了以後，祖母告訴他小孩摔下來把杯子碰壞了，表示要賠償。後來是否賠償了，我不知道。現在想起這個情節覺得好笑，哈，那時怎麼沒有想到指責鐵路方面沒有保護好“消費者權益”、要鐵路方面“賠償精神損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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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街3號（1）
到成都以後，家住新南門外十七街3號。從新南門向南不遠有一條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東西走向的大學路相接，而大學路的南面當時都是農田。3號處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這是一座獨立的院子，院內的主建築是一棟小樓。類似結構的院子向北比鄰排列還有兩座。和我家相鄰的一座住著鄧錫侯將軍，我們稱其鄧爺爺。鄧爺爺比祖父年長，他和祖父一樣也是畢業於保定軍校，上個世紀40年代當過四川省省長，抗日戰爭時期率川軍出川，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參與指揮台兒莊戰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離開成都到彭縣宣佈起義。解放後任四川省副省長。
3號的院門坐西朝東，比較高大，至少當時覺得如此，門框是水泥的。進得門來有一條寬四五米長十幾米的通道，通道兩邊種著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過通道向右亮出一塊“壩子”，和通道面對也即壩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約五六間，是工作人員的住房。壩子北面有一個花園，花園是圓形的，圍種著齊腰高的萬年青，有幾個口可以進入。挨著花園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樓門坐北朝南，外面有一個敞廳。
進樓來是一個廳，正中央掛著一個大表。廳的左側是秘書的辦公室，右側是客廳。穿過客廳是飯廳，飯廳是南北向矩形的，裡面擺著一張可圍坐10人的大圓桌。飯廳西北角上的一個門通到樓後面門廊，門廊東西狹長，北面是後院。後院不大，透過樓側的兩條狹窄的過道和前院連通。後院的西北角是廚房，廚房門和門廊僅距一兩步，遇下雨天把飯菜端到飯廳雖略有不便，但也無大礙。
從樓廳直走是一個過廳，廳的左手是樓梯，樓梯下有可堆放雜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間居室。廳的右手邊也有一間居室。這兩間居室分別是兩個保姆以及她們的家屬居住。過廳北面的門通向後面的門廊和後院。
樓梯拐兩個彎就上了二樓。上樓後的左邊有一門通陽臺，右邊是一個過道，過道為南北走向，盡頭的門進入二樓客廳。過道邊還有一個門，進去是家裡設的經堂，即通常所說的佛堂。進二樓客廳，左邊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個門，一個通客廳，一個通經堂，一個通臥室。祖父祖母臥室還有一門通陽臺。客廳右邊的房間是我和哥哥的臥室，裡面是衛生間。
站在二樓的陽臺上可以看到鄧爺爺家的院子。他家和我們家相隔的牆邊，栽著幾棵芭蕉樹，樹高過牆。我每次從牆邊走過，總要看看那幾棵芭蕉樹的大葉子。正是因為那幾棵芭蕉樹，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區別。
這個院裡的常住人員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還有法賢師、廚師張漢文、勤務員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務員賀國九、保姆彭、保姆黃黃和她的女兒黃良芬。張師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鄉下，有時也過來住。敖秘書那間屋裡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這裡。司機李成國若無特別情況也不在這裡住。到成都以後，祖父身邊沒有安排警衛人員。我覺得賀國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慶時的警衛亮鵬有些類似，祖父出門的時候他總跟著，但是他沒有佩帶槍。
在十七街3號我們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遷居北京之前。離別成都後，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們分別於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沒有再回去過。
十七街3號（2）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開會，來去匆匆，會場住地兩點一線，無暇他顧。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時略有空閒，遂動了到故居看看的念頭。問到新南門，易尋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鄉的景象已經不見，到處是擁擠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門框，我恐怕未必能準確指出當年的3號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門框前，童時的情景油然浮現：祖父清晨定時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編的一套體操；張師傅講三國故事；李成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