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精衛企圖拉攏雲南的龍雲和廣東的張發奎宣佈脫離中央，但立遭拒絕。汪精衛此時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根本無法對板垣的奚落做出回應。對於日方順勢提出的得寸進尺的新密約，說不出半個不字。
而此前，汪精衛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內數月不理不睬，當時的汪精衛曾感到從未有的孤獨和寡助，只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汪精衛此時已成傀儡，此後汪日密約又被高宗武、陶希聖曝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透過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閤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困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１９４３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佈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倖，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汪精衛在淪陷區竭力推行奴化統治與宣傳，以達到與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１）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丟擲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檔案。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