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周在心裡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注：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覆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裡。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向賣國求榮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第三次宣告，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宣告”，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豔電，表示響應“近衛宣告”，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宣告”，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丟擲“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宣告，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透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捨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徵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